重庆谈判
1945年9月21日下午6点,按照委员长的指示,当赫尔利从上海回来时,我去拜访了他。在我到达之前,周恩来早已在客厅里同赫尔利会面了,我在书房里等着。一会儿,赫尔利出来告诉我说,共产党如其承诺的那样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如果政府同意将中共军队的配额提高到十五个军,共产党就撤回其他的所 有要求。他要求我立即将此报告给蒋介石。说话间,赫尔利英俊的脸庞笑着,满是皱纹。
我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争议。在谈判中,我方坚持一旦决定了两军的配额,双方军队就应立即按配额进行改编,对此共产党从未给予明确答复,他们现在的立场怎么样呢?”
赫尔利说:“对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拖延了几个月几年,改编又有什么用呢?我一直告诉共产党,政府这方面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刚刚向周恩来提了同样的问题,他用英语回答说‘Right now’(就是现在),我已请他多待一会儿,以便你可以同他谈谈。如果你愿意,就自己去问他吧。”
于是我同周恩来谈了,他确认了,用英语又用汉语。
周恩来向赫尔利和我保证,一旦委员长批准新建议,政府代表可以在当晚任何时间同他的代表团会晤,并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周恩来还说,声明可以在次日上午赫尔利动身之前公布。赫尔利听了很高兴。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并在他的别墅同赫尔利吃饭,此时蒋同意了共产党的建议。
当我们回到赫尔利的大使官邸时,按照事先安排,周恩来和他的助手王若飞正等着我们。当提到蒋介石已同意时,周恩来说:“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必须立即报告毛主席。”
一个多小时后,差不多是凌晨一点钟,周和王将毛本人带来了,他的女翻译龚澎小姐也在。我是政府方面的唯一代表。美国方面除了赫尔利外,还有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现在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先生(Walter S. Robertson)。
我们以为毛泽东前来是为了给达成协议增光的,但毛半闭着双眼,在长时间不动声色的寂静之后说:“赫尔利先生,你今天上午就回美国吗?”
对此,赫尔利严肃地点头示意。于是毛说:“对你过去的帮助,我们很感谢,祝你一路平安。”
接着毛泽东又陷入了沉默之中。最后赫尔利问:“毛主席,周恩来先生向你报告了蒋委员长已同意贵党提出的计划吗?”
“报告了。”又是长久的沉寂。
“你认为怎么样,毛主席?”
毛说:“那很好,但部队的改编,恐怕要花点时间。”
“刚刚几个小时以前,”我插话说,“赫尔利大使同我就在这间房里专门向周恩来提了这个问题,他用汉语和英语说的都是‘就是现在’”。
毛泽东没有回答,但周恩来开始慌张了,他坚持说我误解了他。
于是赫尔利镇静了一下自己,问道:“毛主席,你刚才说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改编你的部队,那么需要多少时间呢?”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似乎在沉思,但却没有回答。
“你看要三个月吗,毛主席?”赫尔利催问,“还是六个月?一年?或一年多?”
“很难说,”毛终于说话了,“我们的游击队广布各地,即使下一道命令,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传达到所有的人。”
“那么我认为,”赫尔利说,“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对改编部队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
对此,毛泽东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继续保持沉默。
“那么联合声明怎么样呢?”赫尔利问道,“政府代表团正在官方寓所等待会晤你的代表团。”
毛泽东还是不作任何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有这些都泡汤了!”赫尔利问,“没有解决的可能了!而且不会有联合声明了!”
毛泽东将眼睛闭得更紧了,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说,他好像完全聋了。
“那么,既然你这样沉默,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赫尔利作了结论。他放弃了一切希望。
此时我们(赫尔利、饶伯森和我)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的这个新花招已使他们自食其果。为了极力将导致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政府,他们提出了那些建议,本以为委员长会加以拒绝,但当蒋真的接受时,他们又不得不缩回去并自食其言。
美国大使将他的椅子拉近毛泽东,近得连腿都要碰到了,但说话的人还是赫尔利:
毛主席,和你不一样,我不是中国人,但看来我似乎比你们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为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党之上。政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是为了一国民众的物质改善。你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如果一个人竟然摒弃他的同胞——对,他们有五亿——的唯一需求,只为了个人偏见,或者是为了自己党的荣誉,那就不仅仅是政治罪,也是道德罪!
赫尔利久久地看着毛泽东的脸,但毛将眼睛朝向下方不愿抬起。那时,我终于明白了,毛不再是个中国人,他只是个共产党人,别的什么也不是。
最后,赫尔利说:“我讲完了,毛主席,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能到机场给你送行了,赫尔利先生”,毛开口了,“祝你旅途平安。”
他慢慢从椅子上起身,像他进来时那样,冷冷地离开了。
---选自吴国桢著《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
图:1945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