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在纽约召开的一次关于土改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凑巧被安排在跟谭松住同一个房间。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长相，矮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谈起给他带来灾祸的关于右派和土改的调查和研究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那一晚，我听他谈了几个小时，看到了他体内蕴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气。正是这股力量和 勇气，让记录土改这场被普遍遗忘的大屠杀成为可能——尽管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后流亡异国的沉重代价。
土改是中共统治史上一次几乎被遗忘的大屠杀，记录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记录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还少。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对象多半是知识分子，幸存者有言说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存留下来；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识分子，文革后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对文革展开“控诉”；而六四屠杀的场景，不仅西方记者当下即有详细记录，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记录和言说。
与之相比，谭松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于恐惧之中：“恐惧，已经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中共漫长的极权统治，成功地将恐惧根植到每个人心中：“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
---余杰：中共屠杀地主超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