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迟到的正义，也敬献给高瑜老师 @gaoyu200812

当年德国之声有两个非常受欢迎的栏目《禁书选读》和《北京观察》

高瑜老师是《北京观察》的专栏作家，我曾有幸是她的责编。高老师于2014年被北京当局抓捕、被电视认罪、被构陷，除了当年的「七号文件」被他人泄露后当局栽赃到高老师头上，我相信也有她这些记录真相的文章的原因。

2014年4月，高老师失踪后，当时我还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我曾给当时的德国总理府、总统府、德国外交部、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的议员们写信，先后都收到正式的回复，哪怕有些议员是负责非洲等其他国家事务。

德国时间2014年6月3日下午，我到达中国驻法兰克福领馆前，他们是闭馆状态。我以丢失护照为由获准进入，然后从包中拿出25朵白玫瑰，纪念六四死难者，以及要求他们释放高瑜老师、刘晓波先生、高智晟律师等中国良心犯。对方强抢手机未果，在对方关闭领馆大门的最后一刻，我逃出，中国领馆工作人员报警，我平静等待警察的到来，有同伴提议我立刻离开，我没有，因为我一旦离开，中国领馆可以诬告我实施恐怖攻击活动。

在警察局，我强调了：鲜花不是武器，是我以此纪念六四死难者。另外我的包中正好有临出发时在邮箱里收到的十来封政府部门关于高瑜案的回复，我也拿出来给警方看了。

当时中国驻法兰克福大使馆还打电话给德国外交部投诉此事，我回应：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国际法上属于中国领土的中领馆纪念六四死难者、要求释放良心犯，是中国内政，中国领馆求德国外交部干涉内政。

后来警方确定我无危险行为，一个月后我还收到此举不违法的正式通知。

2014年6月4日，我以记者身份采访中国驻法兰克福领馆前的六四纪念活动。回程的路上，看到德国之声中文部发表了亲共作者泽林的《从北京到莱比锡》，其中引述中共官员口吻称六四只是一个小闪失。我当时向部门负责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2014年6月5日晨会，我再次提出应该撤下这篇为中共洗地暴行的文章。

随后，海外八九学运、民主人士和一些国内的行动者先后抗议这篇文章。

在抗议声中，2014年6月16日，德国之声前节目总监和总编召开中文部的会议，亚洲部主任列席。总监称泽林是德国总统的前顾问，德国之声很不容易聘请他成为专栏作者。我回敬，哪怕是总统也不应该为中共洗地，从泽林2014年2月1日的第一篇文章开始，他就是为中共洗地，偶尔展现小小的批评但都是大帮忙。

然后我把打印好的外界批评泽林六四洗地文的抗议图片、文字拿给德国之声负责人。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只强调，不会删文章，这事到此为止，也不允许再提及。

散会后我就发了推文，指德国之声负责人不愿意删除文章，亦警告不要再谈论此事。我说，这是一个公共事件，我必须要谈。后来我知道，这个推文被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同事翻译成德文告状给电台负责人，这也是我被开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泄密。

2014年7月，德国之声中文部前主任被调离，怀疑和这个事件有关。德国之声节目总监还严厉的对我说，她看了我的推文，她要在假期归来后找我谈话。我说你不懂中文，怎么看我的中文推特，她说用谷歌翻译，我说谷歌翻译很多时候会不准确，你如何真正了解我推文的意思。她又说有人翻译给她了。我说万一有人故意不翻译完整的意思怎么办？她说：总之我假期回来后与你谈话。我说：我等着。

2014年8月18日，吾尔开希到德国之声抗议。有个小插曲，他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另外一位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人员，请他去车站接人；那个人很聪明，没敢去。转而由我去车站接了吾尔开希，他直接见到德国之声电台负责人，表达了对泽林文章的抗议。

2014年8月19日下午二时多，我到达德国之声总监约定的办公室，她直接宣布我被开除；我问理由，她说：我的报道方向与德国之声的方向不同。我说，我的方向是关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德国之声法法定的内容，那与我不同的德国之声方向是什么？她拒绝解释，打电话叫来亚洲部主任，直接驱离我，并在亚洲部主任的监视下，到办公室拿走了我的个人物品。

天空下起一阵太阳雨，我前所未有的轻松，回到家，睡了一场美好的觉。傍晚醒来，接到各种电话，包括其他媒体的邀约。

我写了一封邮件给德国之声中文部前同事们：
各位同事：
我以特别的方式进入德国之声，也以更为特别的方式离开，中间整整历时四载，感谢诸君的帮助，谨记于心！也请平时遭我抢白的同事原谅我直白的性格。
今日以平静之心领受德国之声新一届领导的决定，权当一种别样认证。四载风雨，在没有新闻管制的平台上，也让我欢实了四年。因能力有限，只有尽心心力工作才可弥被短板之撼，也算有始有终。遗憾的是，总监强令之下，未能与诸位同事说声再见，在此别过，相信终有再相逢时！
国之不幸，文人之幸，现在的中国是新闻富矿，请诸君用笔记录历史，你们的才华也将被历史定格，这些话有些煽情和看似大而无边，却是最可触见的现实！
祝福我曾经的同事们，祝福德国之声中文部！

纽约时报、德国明镜、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等各大媒体报道了这个事件。其中南德意志报的几篇报道之一，还揭密了当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新闻处官员与德国之声见面的一个纪要，其中包括要求德国之声做出改变的内容。德国之声称自己已经做出改变，包括雇佣了泽林。这份纪要只曝光了一部分，我不知道开除我是不是德国之声做出改变的一部分。

我离开后。《禁书选读》《北京观察》也停止了。

我被开除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德国之声台长Peter Limborg到北京，先是会见了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刘建超，后再与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等人见面，参加了泽林与环球时报共同合作的媒体论坛。他还声称德国之声的报道要符合中国的指导方针。

我曾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建议德国之声台长到中国时到看守所探望被关押的高瑜，并且向中国政府提出促释要求，他回应：不需要苏雨桐的指手画脚。

我被开除后，正好可以专心营救高瑜老师，在她被捕后，我先后两次到欧洲议会（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逾十次从波恩到柏林，与德国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专员斯特拉瑟先生等人见面。很高兴高老师终于在2015年11月底被以监外执行的方式获释。

后来我起诉了德国之声，第一场官司，走了弯路，以诉讼时效原因我输了；上诉至科隆劳工法庭，2016年2月18日，法官在开庭后看向我，说她看过了所有背景文件，理解我的做法和坚持。然后她要求德国之声与我的律师先协商一个解决办法。

我的律师鉴于我当时的处境（护照被偷，居留问题等，因为我从未申请政避）。接受了德国之声的条件，我获得了一份德国之声新合约，但德国之声不允许我工作，每月发一定额度的工资，条件是我不再提及此事。

我不愿意接受，我的律师劝说我根据当前处境接受。

但是我还是打破了这个协议，于2016年5月24日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述了中国对海外的渗透，特别是媒体的渗透。当然德国之声结束了这个只给钱不让我上班的协议。

十年来，直到今天，不但《环球时报》写下两篇文章，包括德国之声开除了反华记者苏雨桐，以及苏雨桐被德国抛下大船这样的文章，连累我在中国家人受到社会性歧视。

五毛、粉红攻击我的武器之一便是：你被德国之声开除了。

还包括一些一言不合就抓特务的所谓反对派，也说：你被德国之声开除了，德国之声是外派，你一定是为中共工作才被德国之声开除了；你能力不行；你失业了，靠德国救剂……，各种谣言。

我从未后悔我的执拗，我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中共的攻击，那是个屁；我唯一心痛过：打着正义旗号却猥琐躲闪的德国之声某前同事，在事件后的落井下石；德国民主圈一劝说天安门母亲不要为我发声的作家，两位因告密、翻译我的推文而升官的前同事……。

不过现在我也不心痛了，因为我学会了以诚实、勇敢等品质丈量人，而不是一个「反共」的标签。

我一直感恩德国之声这个平台，给了我自由自在做新闻的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