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学的角度分析中共党史，你会发现象毛泽东、习近平这样的“强主”最终以自己的政府为敌，将国家引向文革，是一种必然。
就象党内军内一直“山头林立”，在团结的表象之下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派系，是一种必然。
这必然，来自中共作为高度纯化的伤害链系统在组织能力上的先天缺陷。
他们只能拉小圈子，因为他们没有拉起大圈子的能力。他们只能进行小规模合作，因为以他们的器量，以他们的治理能力管理能力，他们没法实现大规模合作。
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相是，独裁者只能把自己控制能力以外的人统统看成“外围”，看成不可信任必须防备的对象，不论对方是不是正捧着一颗红心要对自己奉献忠诚。
一个象习近平那样的独裁者，尤其只能经营起很小的“小圈子”。
因为他的能力有限，太有限。他能信任的人，让他感到自己能拿捏得住，完全看透的人，太少。
想真正抱紧习近平的大腿，你需要做的是什么？
是削尖脑袋钻到他那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心眼子里去，在那里找到一片能让你安稳容身的空间。
困难的是，对他的小心眼子来说，你的才华似乎总是“太大了”。
别人是“才高遭嫉”，你可能才中专毕业的水准就够招忌了。
和“才高遭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旦哪个组织、哪个部门拥有了高于习近平小圈子的组织度优势，哪个组织、部门就会成为习近平警戒的对象。
以小主子自居的习近平总在提防刁奴们“团结起来”欺瞒自己，所以，这无能的小主子总想打压有能的老奴才，打散奴才们好不容易建成的团队。
领袖无法信任政府，无法忍受政府机构因为自己是公开的、合法的、不断行使权力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而拥有强于自己亲信派系的组织度。
领袖把政府的健康、强大、稳定运转，当成对自己个人地位的威胁。
这就是文革的底层心理机制。
这就是领袖要亲自出手，一次又一次扰乱政府工作秩序，一遍又一遍削弱政府工作能力的心理动因。
在组织度方面，中共一向是最热衷于搞“武大郎开店”的。
作为理论上应向社会提供秩序服务的公开、合法组织，中共长期打压民间社会发育，抑制民众自组织能力发展，让中国人原子化、散沙化的真实原因，正是自身的低组织度。
中共国一向极为警惕民间的“聚众”，一切“三人以上集会”都会被视为可疑。
为什么“三人以上”就足以触动中共敏感的神经？
因为中共自己已经制造过太多夫妻反目父子相疑的剧码，自身的组织度早已低到连保持两个人的团结都十分困难的地步。
中共害怕人们团结起来，是因为他们自己团结不起来。
中共渴望保持相对于民间的组织度优势，但他们自己连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难以维持，所以，他们必须把民间的自组织能力、自发合作的规模，压制到“2”这个数量以下。
从组织度的角度分析中共的行为，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真相。
你会发现中共基于“保持组织度优势”的需求，要压制民间的组织能力。为此，政府需要提防人民，打压人民，扰乱人民。
但基于完全相同的逻辑，领袖也需要对政府官员们做同样的事。为此，领袖需要提防政府官员、打压政府官员、扰乱政府官员的工作。
而且，越低能的领袖，越没法凭自己的真本事聚拢人心拉起一支忠诚团队的领袖，就越需要频繁出手，打压各级官员、扰乱政府运作，以保证政府在组织度方面的状态“比自己更糟”。
中共一直竭力保守自己内部的“机密”，让外界无法得知自己内部运作的真正情景。
海外各方人士对中共政治现状的分析，常常只能依据极少量又不可靠的信息源，因此常被嘲为“听床”。
但中共不可能保守关于人性的秘密，关于党性的秘密，无法隐瞒自身长久以来的行为模式，也无法挡住我们依据对人性、党性的了解而展开的穿透性分析。
现在，这分析正在告诉我们中共内部政争的真相，告诉我们习近平的真实状态，习近平与中共政府，与官僚体系之间的真实关系。
习近平正在走上毛泽东的旧路，在存量博弈的心态下，在资源正日益匮乏，对存量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的情势下，试图打压党内军内一切现存派系，以求让自己的派系成为唯一胜者，成为最终垄断残余资源分配权的内斗赢家。
而以“不能超过我”的标准衡量，党内军内一切现存派系相对于习近平本人的组织能力，都“太招眼”了，都是必须削弱、打散的对象。
所以，习近平需要一一削弱，一一打散。
也就是一一整肃，一一清洗，一一屠戮，一一抄家。
习氏文革已经开始，以反腐之名开始。官场众人如今却还在梦里。
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在中共将社会原子化、散沙化的同时，领袖当然也一直在把官场原子化、散沙化。
官员们虽然各成派系，但都是因利苟合，那些贪腐利益集团的组织度实际上远比人们想象的低，要他们团结起来对习反戈一击无异天方夜谭。
因此他们会被习一一击破。
没有人能阻止习氏文革。
但习氏文革自身的指向，是从习的派系开始中共所有派系在组织度上的空前弱化。是中共在组织度上的自杀自灭。
最后，只要有任何偶然因素导致了两、三个人以上的合作，这个小合作团队在组织度上的优势就能形成破局的契机。
造反的门槛正在无限降低，降向改朝换代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