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上，两头下注的情况比较常见，美国两头下注，中国也一样两头下注。之所以出现两头下注的情况，是因为判断不准确究竟谁是获胜一方，但不管谁获胜都希望对方能够保障自己利益。

在这方面杜鲁门和卡特就是两头下注的反面教材和惨败案例，但是没有人追究其责任，后世反而为其开脱。

美国并不是没有跟独裁专制国家合作过的先例，比如沙特就是美国盟友，先前美国还支持过利比里亚独裁者。

但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巴列维王朝残酷镇压伊斯兰革命，最终保住摇摇欲坠的政权，美国社会又可能对残酷镇压强烈不满，转而对巴列维王朝怀有敌意，甚至制裁巴列维王朝（虽然是盟友）；但是如果巴列维王朝可能丢掉政权，美国却不见得会全力以赴来救，相比之下在反对派身上押宝也可能很划算。

杜鲁门政府和卡特政府就出现了这种判断失误：他们宁愿不加大力度救援盟友，也要冒风险在盟友的敌人头上押宝。

发生这种情况，杜鲁门政府和卡特政府肯定要负主要责任（但实际没有人追责），但当时中国和伊朗也存在误判。

蒋中正在1948年美国大选期间两头下注，公开押宝杜鲁门的竞争对手杜威，结果杜威落败，杜鲁门政府对蒋中正的不满是直接导致撤回支援的最重要原因。蒋中正两头下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本国深陷动乱，寄希望于反共立场更强硬的共和党上台情有可原。

巴列维王朝晚期（包括跟美国关系蜜月期），开始用石油作杠杆来增加自己与美国关系的筹码，使美国陷入被动。而且巴列维王朝还有拉拢苏联的意思，希望凭借自身在中东地区的优势，左右逢源。1978年伊斯兰革命爆发时，霍梅尼看准美国和巴列维王朝之间的嫌隙，进行了大量欺骗性宣传，让卡特政府相信霍梅尼立场不仅是反共、反苏，还愿意与美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做法与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表示亲美的中共相似，都让美国以为对方不会跳到反美阵营。）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陷入全国性骚乱，美国甚至连大使馆都没撤走，这是严重误判。这种误判也跟美国在最关键的时刻发生动摇有关，美国在最危急的时刻不再支持巴列维王朝了，转而寄希望于欺骗美国的霍梅尼和新政府能够保障美国利益。这种误判的结果，就是伊斯兰革命之后爆发伊朗人质危机，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被新上台的霍梅尼政权劫持。一系列变故都打得美国人措手不及。

也就是说，蒋中正政府和巴列维王朝在两头下注，但不巧赌错了，造成了美中、美伊信任危机；而杜鲁门政府和卡特政府又刚好发生了严重误判，也出现了两头下注的情况，导致错上加错的史诗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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