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人魯禮安 ，文革時是華中工學院一年級學生，組織《北斗星學會》，起草《決派宣言》，編輯《揚子江評論》，成爲武漢地區最知名造反派之一。胡平說他是文革“異端思潮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惡毒攻擊罪”被秘捕入獄，單人牢房關押11年，慘遭刑訊逼供。1979年出獄。10多年后，在香港出版回憶錄《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2007年，在武漢失蹤，從此下落不明。魯先生，您在哪裏，您還好嗎？

失蹤前，他曾對海外記者說：“現在看來，最大的感觸就是，這樣一場很荒唐的所謂的革命，它給中國的各個方麵：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所産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説，它的很多的嚴重後果到現在仍然存在。它毒害着我們，而且毒害我們的後代，敗壞着我們這個社會的風氣。

現在這個道德，你們也知道，整個道德到了可以説是100年以來最低的一個時候了吧！好多情況包括法治的不健全、道德的倫喪，還有很多冤獄，包括這個下層老百姓的苦難，很多東西都可以從文革中找到它的根源的。

文革作爲人類曆史上三大災難，是嗎？一個是法西斯，一個是當時蘇聯的極權政府，包括現在中國的文革。這是一個很艱難得到研究和總結，去得到反思。但是很可惜，現在的政府，在創建和諧社會，一切向前看的這樣一個構思下，拒絶回憶文革，是自己拱手把文革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了海外。

其實我們是最有資格來研究總結文革的。因爲我們是經曆者嘛！第二條呢，就是當時文革是千百萬人，億萬人民，可以説是所有人都參加的文革，可是願意把這段曆史反思、反省、懺悔，如實地記憶下來的呢，很少。特別是這一代人死去和逐步的死去，那麼文革的見証的這一代人是越來越少了，對文革的真實的認識將是愈來愈模糊。所以我覺得呢，我們應該搶救這一段曆史。一個本來可以成爲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財富的，一個民族對於一個人最好的學習，就是從所犯的錯誤中學習。如果我們失去這個機會，不利用這個機會的話，我覺得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很大的悲劇。”

有人瞭解和熟悉魯禮安，其中包括：來自武漢的歷史學者高伐林、廣州中大教授艾曉明、因疫情寫日記而廣爲天下識中文的人所知的方方、海外學者胡平。

高伐林曾在刊物上寫長文介紹魯禮安，其中提到：“王任重当年有句对付不安分学生的话：“枪打出头鸟。”鲁礼安尝到了当“出头鸟”的滋味：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１９４２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高伐林筆下的武漢著名“百萬雄師事件”是這樣的---：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被捕的骨干陆续放了出来。“百万雄师”并不知道毛、周就在武汉，眼看政治风向要变，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批谢、王“下车伊始偏听偏信”为名，发起超大规模示威，逼迫中央改口。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公检法”和解放军８２０１部队战士，在三镇武装游行，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在多处暴打“造反派”，还冲击、包围军区抓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照像机，上街抓拍“百万雄师”成百上千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亏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一个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1968年5月17日，魯禮安在旅途中被突然抓捕，押禁秘牢，開始了獄中11年的囚禁生活。高伐林說魯在其回憶錄中幾處提到遭到的刑訊逼供：

四五个大汉凶神恶煞地围紧了我。我身手全被绑着，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只能给打手们充练习拳头的“沙包”……那家伙霍地从屁股后摸出把雪亮的匕首，“老子今天非把你这小子一块一块零剐了，”他边说边揪住我的左耳，朝耳根上就是一下。我只感到耳根剧痛，鲜血汨汨地顺着脖子朝下流——这是他被劫时给他的下马威。

我被押到地下约２００米深处的矿井工棚，两个中学生一人抓起一根用钢丝绞成的鞭子，朝我狠狠地抽下来。一道鞭子一道血印，我痛得蜷缩在地下，一边用戴着铐子的手护头，一边大声惨叫……每天都免不了这样一顿毒打。我被打翻在地上，他们就用脚上的靴子踢我——这是在受审讯的日子。

他被当兵的铐成“苏秦背剑”——将一条胳膊从肩上扭到背后，另一条胳膊从腰下扭到背后，然后用带铜扣的皮带朝头上猛抽，逼他承认“组织越狱”；他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下打滚…

抓了四人幫、文革結束、真理討論、11屆3中全會、平反冤假錯案、改開成爲時髦口號和實際行動。1979年10月，魯禮安被宣佈免於刑事處罰，出獄回家。此時的他，33嵗。

方方在給魯禮安書寫的序中提到：----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的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着二十八年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阳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一块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虽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历写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质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徐景賢等人在香港出的回憶錄，才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