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时，连我们的外交人员都穷得很。我们在瑞典的最后一天，大使馆开车送我们去郊外的一家超级市场参观。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进超级市场，所以处处都觉得稀罕。那里的东西卖得比城里的商店便宜得多。我问陪我们去的大使馆的同志说:‘你们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买的吧?’答案却大出我的意料。他苦笑着说:“…

发布时间: 2024-03-22 08: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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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连我们的外交人员都穷得很。我们在瑞典的最后一天，大使馆开车送我们去郊外的一家超级市场参观。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进超级市场，所以处处都觉得稀罕。那里的东西卖得比城里的商店便宜得多。我问陪我们去的大使馆的同志说:‘你们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买的吧?’答案却大出我的意料。他苦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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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连我们的外交人员都穷得很。我们在瑞典的最后一天，大使馆开车送我们去郊外的一家超级市场参观。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进超级市场，所以处处都觉得稀罕。那里的东西卖得比城里的商店便宜得多。我问陪我们去的大使馆的同志说:‘你们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买的吧?’答案却大出我的意料。他苦笑着说:“ 那还得了!那样我们不到月底，就没吃的了!”原来他们吃的蔬菜等都是开车到很远的地方的农户家里以最低的价格买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年年小涨,而我们的驻外人员的伙食标准却是固定的，总是每隔几年就得向上打报告，要求调整。在还没调整时，日子往往就挺狼狈。当时他们的生活，我看跟坐牢也差不多。当时的外事纪律极严，不准收看当地的电视，平时不准外出。国内带来的电影片子,由于文化极度凋零，总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等极少的几部，早都看厌了。因此平时就只好打打乒乓球。这跟我们想象中的外交人员的生活实在差得太远了!

当时我国有极少的几个人得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资助，在那里进修。当时国家规定，他们必须把他们得到的资助全部交给大使馆，再由大使馆按国家规定的出国进修人员的标准发给他们生活费。其间有很大的差距。按照人家的资助，是可以过得不错的。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生活就挺狼狈了。这种情况按纪律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的。但是事情终于还是让人家知道了。于是医学院院长找到大使馆来‘说情’，说:进修非常辛苦，一定得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才行。由于那位院长对我们一向非常友好, 所以大使馆也就向他说了实话：国家太穷，出国进修人员现在的生活标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内同类人员的水平。他们在国内的工资还照发，以维持他们的家属的生活。这已经引起了各单位其他人的不满。他们的往返旅费也全是国家出的。这些也全是实情。但这种办法毕竟太丢脸了，影响也太坏。所以几年后，国家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就赶快取消了。

---李靖炎：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