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第一次到北京，出了火车站，不知道东西南北，夜幕下，找了多家地下室旅馆，都是客满，我们4个小伙子依然回到北京站前，背靠一棵大树，美美地睡到天亮，没有被人驱赶，也没有遭遇抢劫，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还是很温暖。

当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时，北京街头跑得最欢的还是“面的”，那时候北京没有雾霾，空气中闻不到焦油味，蓝天白云还是常态，那时北京还远离城市的繁华，入夜之后甚至找不到娱乐消遣的去处，除了权力和神秘，那时北京对外地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时北京房地产市场还是一片空白，无论是外销楼盘还是商品房很少有人问津，高品质的写字楼更是寥寥无几，市民和官员靠排队分房，服务业除了一些涉外酒店，更多的是机关单位开办的招待所，还有按时开门关门的餐馆和热闹噪杂的农贸集市。

一晃二十多年之后，房地产早己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北京到处拆得面目全非，高档写字楼住宅楼遍地开花，北京的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北京的拥堵越来越严重，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尘土污染连同人心的污染，让这个城市弥漫在深重的雾霾之中，飙升的房价，足以让那些打拼者绝望！如果单纯从宜居的角度来说，北京不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外地人遭遇到的不公和歧视越来越明显，虽然北京的书记市长都不是北京人，但北京对外地人越来越不友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外地人每年要领一张暂住证，即使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家，也只能尴尬地暂住着，享受不到市民所享受的任何好处。后来暂住证被门坎更高的居住证所取代，附加了很多条件的居住证，仍然不能等同于本市市民，拿居住证的外地人依然还是北京的看客或过客，你的子女依然不能在北京上高中参加高考。

十年前曾经关注过住不起群租房住不起地下室，而长期蜗居在污水横流的地下井底的打工者。在北京丽都附近有十多处地下井洞，蜗居了不少北漂，不足6平米的井下堆置着各类生活用品，吃剩的馒头、用过的被褥、衣服、蜡烛、球鞋、雨伞等等。

蜗居在井下的男女老少，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只有4岁，靠捡垃圾为生的老太太全友芝66岁，在井底下“蜗居”了近20年。20年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幽暗污浊的井下，这样的场景与长安大街的光鲜时尚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53岁的王秀清来自河北滦平，年轻时与怀柔长哨营乡遥岭村的妻子彭女士认识，共养育有三个儿女，都在怀柔读中学。由于当年未领结婚证，又加上超生，三个孩子成“黑户”了，为了躲避村里罚款，王秀清离开怀柔，来到丽都广场附近给人洗车，为省去每月几百元的房租钱，加入了井底蜗居行列。

每天凌晨3点，王秀清从井下爬出来，拿着抹布和水桶，来到路边给早上交接班的出租车洗车，每天能洗10辆车，每天能挣百元，每月挣2000多元，要供养孩子上学又要帮他们上户口，这点钱远远不够。

王秀清曾向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借了7万元，并备有专门的账本记账，一有闲钱就还给别人，有了他们的帮助，终于把结婚证和孩子的户口给补办了，多年沉积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环卫工小李自己经济状况也不好，却借钱给王秀清3万元，王秀清跟其他流浪汉不一样，为了供养三个儿女上学，每天起早贪黑靠双手劳动赚钱，每天早上干完活，花5元为自己准备早餐，午餐去吃工地卖剩的盒饭，晚上吃2元钱的烧饼。到了晚上，就回到井底，用蜡烛点亮小小的空间，看着自己不能伸直的右胳膊和已磨破皮、长满冻疮的双手，王秀清感叹自己干洗车这行做不了多长时间。

王秀清也有一个难以启齿的中国梦！希望靠自已的勤劳，靠自已的节俭，靠蜗居井下，供养几个孩子上学读书，让孩子有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后来蜗居的井盖被政府发现后完全封死了，路边洗车的活也不让干了，我不知道王秀清后来去了哪里？

电影《柏林的女人》中有一句的精彩对白：“到时候，我们都不再是人，而是人口，就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那种，而且是计划经济下的人口……”任何一个城市，一定有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并不等同于脏乱差、不安全。居住在此的人，应该有着平等的权利，城市也应该匹配相应的公共服务，提供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可是即使在中国最鲜亮的城市，也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