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新政权建立，许多人无法忍受饥饿和贫困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这个被英国殖民的“自由世界”，而且30多年间从未停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轮到港人逃离了，香港正在改变，变成一个类似于内地的任何一座城市。

与香港紧邻的深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对外开放，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寻常，到了港商致辞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长，念了一半欢迎词，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着这个失态的港商。

港商稍微停顿了片刻，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当年深圳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前往香港，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在当年还催生了一个职业——“拉尸佬”。逃港最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媒体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说，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

有人做过统计，在香港回归时排名前100位的富豪，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潮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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