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官吏暴增是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和天潢贵胄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暴增，其结果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人民的反抗，重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喜剧。

历史上“官满为患”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为一大包袱。到司马光时代，官吏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为严重。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多人的文官，而到了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二万四千多个官员。和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过程，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员的人数比开国之初增加了5--10倍。

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韩忠彦曾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了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也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也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10倍，国用安得不乏!”当时距离元祐，也不过三四十年，官数竟然扩张十倍。南宋时期，一个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难于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许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官吏官俸爆发式增长，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

官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无序失衡。官员太多，除了内耗，就是将权力之手伸向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疯狂寻租自肥。

政府对于官员过剩最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在正常机构之外不断设置新的机构，以安排冗员。那些新增的机构纯粹是叠屋架床的赘疣，毫无必要，只不过是方便无所事事的官员鱼肉搜刮百姓而已。

冗官是浪费和腐败的温床，历代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进行改革，裁撤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克服财政危机。据学者王子今先生研究统计，在元朝80年统治期间，罢冗官的举措多有43起，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进行了19起，但最终冗员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经放出狠话：“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这样的威胁显得无奈又无力。明朝的皇帝也发起过11次“汰冗官”的政治运动，同样毫无收获。

冗官太多，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大捞好处。而裁汰冗官则要砸掉官员的饭碗，遇到官员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事。宋仁宗景祐三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结果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请愿，又到杜衍住所“诟詈，乱掷瓦砾”，虽然首要人物被处置，但是裁员计划也夭折。显然，靠官僚机构自身，是无法克服官满为患这个政治癌症的。既然皇权政治下无法自我消肿，那么，最终只有皇朝垮台，开始新的轮回，才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