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漫畫集除了近幾年畫的60多輻政治漫畫，還講了我在文革中和“改革開放”中的經歷，在這兒分期貼出。
1,毛澤東去世改變我的命運
1976年9月9日，“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去世了。報紙上的宣傳，收音機裡面的廣播，電視機裡面的節目，我所在的軍隊大院裡的高音喇叭，全中國的所有媒體，全天候的播放著毛的喪事。全國幾乎是一片痛哭的聲音和景象，好像是天要塌下來了。但我對此並不覺得害怕，而是覺得中國的事情或許會發生改變，因此有可能帶來希望。
在毛最後的十年的統治中，他發動全國人民開展文化大革命，鬧得天翻地覆，而我們家首當其衝，父親李洪林是政治理論家，自然被打成修正主義黑幫，全家1969年被從北京趕出來，下放到河北，在農村做繁重的勞動，吃著劣質的食物，勉強為生。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斷取得“新的勝利”，我們家的情形每況愈下，變賣一些多年存下來的傢俱等為生，窮到買不起手紙，用父親保存的線裝書的紙張來代替。到毛去世時，家裡幾乎一無所有。而我自己，文革開始時只有十歲，而後在農村顛簸多年，連正經學校都沒上過。在這樣的情形下，毛的去世，也不可能使我和我們家的境地更壞吧？
毛去世時，我正在中共的軍隊里當兵。確切的說，是在石家莊一所軍政幹校的警衛通訊連，在大院門口站崗。但這並非我參軍時所要做的。我當的是美術兵。在當時的中國，經濟被毛的極左政策基本摧毀，城市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吸收中學畢業生，毛澤東就下令把中學畢業生統統趕到農村去。而當兵就成為逃避下鄉的最佳選擇。所有的年輕人都紛紛想辦法參軍，競爭激烈。俗話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 當時的中國，不僅”好男“ ，連”好女“ 都爭著當兵，可見社會之扭曲，年青人之沒有出路。而在這競爭中，會美術則有特殊的優勢。毛痛恨知識，在他的統治下，學校被折騰得亂七八糟，教育基本死亡；但某一些文藝卻興旺發達，因為獨裁者需要用“革命文藝”為其歌功頌德和“鬥資批修”。當時大量的年輕人，沒有其他事情可做，紛紛學習美術和音樂。我從小就愛畫畫，文革開始后，我就更認真的學習繪畫。並在1971-73年間在天津漢沽師範學校的美術班學習。1973到75年，我在家待業，天天繪畫，並吵著讓父親介紹老師給我。當時的中國，是不可以付錢找私人老師的。私人老師教學生，是免費的。這在一切向錢看的今天的中國，簡直不可思議。不收錢，畫家有什麼動力收學生？我想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關係人情的力量，二是藝術家對藝術的奉獻精神。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雖然摧毀了正常的人際關係，但許多人的人性畢竟沒有泯滅。除了從功利出發的交往之外，仍有真誠的友誼存在。熱愛藝術的畫家和音樂家總是願意培養有天才、肯用功的學生，把他們的藝術傳下去。1973年父親被從農村“解放”出來，在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任職，就通過他的好友幫我介紹了幾位河北的畫家做老師。
我曾師從寧大明、謝志高先生。兩位均是一流的畫家，有非常嚴格的的現代美術訓練，寫實造詣極高。他們看我“孺子可教”，讓我到他們的畫室觀摩寫實，這是最珍貴的機會。這一階段，我打下了素描和寫生基礎。畫了一些「革命」的作品，如《雪中送炭》（ 冒著風雪送毛選） ，和一幅歌頌老幹部下鄉、到五七干校的畫，這些作品被選入石家莊市美術展覽。那時我在當地的年輕人中，算是基本功強、畫得好的。1974年底，軍隊的各個單位到石家莊徵兵，都需要美術兵。我成了搶手的徵兵對象。我就是這樣在1975年被徵到石家莊軍政幹校當美術兵，我被分配在政治部宣傳處的電影隊。主要工作是給軍人和當地老鄉放電影。但是我們能領到的電影膠片都老掉牙了，總是那麼幾部革命片。觀眾們早把每部電影的內容記得清清楚楚。每放電影，大家都跟著電影同步模仿其中的情節。如《地道戰》中高老忠一路小跑去敲鐘報告鬼子進村的情節，全場觀眾不僅模仿，還大聲唱著改編的配曲：“老頭兒---快點兒跑，別叫鬼子抓住了---”，十分好笑。當地老百姓一見我們來演電影，就說，“軍政幹校的電影不用看，《小兵張嘎》《地道戰》！”
除了演電影，我另一項任務是畫政治宣傳畫。我在軍隊畫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畫。但時間不長，就因為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生活邋遢和態度“驕傲”，被從政治部宣傳處趕出來，送到警通連站崗。在軍隊機關大院門口站崗是最無聊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遇到或聽到任何「敵人」企圖進入這個大院的情況。況且我們這些崗哨連子彈都沒有（因為怕士兵用來造反），如果真有人攻擊我們，我們也只有一支空槍，用處不大。每班崗兩小時，既累又無聊。於是我把站崗叫做「慢性自殺」。
沒想到，毛的去世使我不再站崗了！有一天，政治部宣傳處的畢文成幹事來到連隊，指名要我回去為追悼大會畫一張毛澤東的巨幅遺像。原來中共對毛的去世毫無準備，也無法準備。獨裁者是不準備後事的，當然他身邊的其他人天天喊他萬歲，更不敢準備他死後的事情。追悼會上一定要用黑白像，但是當時全國無數毛的畫像都是彩色的。我於是被召回政治部宣傳處晝夜趕畫一幅巨大的黑白的毛像，好在9月18日的追悼會上用。
畫毛像不難。在毛時代搞美術的的人，大概沒有一個沒有畫過毛像。毛的形象十分有特點，正面和側面我都研究過，閉著眼睛也能把他的特徵抓住。當然，我不會隨便就畫。畫毛像是一件十分嚴肅和高尚的政治任務，馬虎不得。如果出了錯，我就不是回連隊站崗了，而是被關起來，由別人站崗看著我了。
我在一張兩米高的畫布上打上九宮格，按照上面發下來的標準像放大成巨幅畫像。一幅畫沒畫完時不好看，萬一領導來了，看見毛只有一隻眼睛，不會高興，對我的印象一定不好。所以我採取顯影照片的方法，先把整個的輪廓勾畫出來，整個頭像逐漸加深，這樣就不會有太難看的階段。畫了一天一夜，終於畫的差不多了。我也筋疲力盡。後退幾步，看看大效果，整個色調有一點太深。嗨，其實沒人真正從技巧上在意，除了我一個美術兵，這裡也沒有人懂畫。到時候用兩盞大燈照在毛像上，色調不就明亮了嗎？！
“小李，畫怎麼樣啦？”我的領導，宣傳處文藝幹事畢文成在臨時改成畫室的會議室門口沖我喊。畢幹事嗓門高，音色極佳。原來在著名的戰友文工團合唱隊，後來因為在合唱中老走調，被調到我們這裡當幹事。
“還行，”我回答著。
“我看不是'還行'-- ”畢幹事說。
“為什麼？”我有點緊張的問他。是不是他看出了色調太深？
“--我看是很好嘛！”畢幹事真會開玩笑，我鬆了一口氣。畢幹事看我任務完成得不錯，很高興。拿出宣傳處里珍貴的120雙鏡頭反光鏡相機：“來來來，我給你和你畫的毛主席像拍個照！”我當時睏得只想睡覺，沒有什麼興趣拍照。沒等我回答，閃光燈一亮，就照好了。畢幹事拍照搶鏡頭的功夫不錯。沒想到，這張照片成了這段歷史的見證。
這張毛像，不知現在在哪裡。而我當時的其他習作，在考美術兵時，交給了幾個招收美術兵的軍隊單位。我記得畫家全太安先生當時是山西一個部隊的美術幹事，我把一批作品給他，他告訴我決定要我。後來我留在石家莊，沒有去山西。當兵后聯繫不方便，我的畫也沒有取回來。不知全先生如何處理了這些畫。中國這些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的這些畫可能早已不知去向了。如果被喜歡這些畫的人保存，也是件好事。
毛的去世，天沒有塌下來，反倒給中國帶來了機會。當時的中國，發生任何變化都只可能變好。因為毛已經把中國折騰得山窮水盡，不可能再壞了。
1977年，大學恢復了高考，擇優錄取。我開始做上大學的夢。從小我就立志上中央美術學院。但現在恐怕上不了了。我在軍隊服役，沒有選擇大學的自由。我所在的軍隊單位分到四個大學名額：北京大學經濟系，南開大學歷史系，河北大學中文系，還有河北醫學院。沒有美術院校。我進美術學院的夢破滅了。唯一的機會是爭取考上這幾所學校中的一所。上級宣佈，考第一的去北大。文革開始時我才小學三年級，後來就沒有怎麼念書，現在要考大學，實在有點難。其實我的文史哲的知識在父親的薰陶下還行，但數學根本沒有學過，可以說一竅不通。但也管不了那麼多了。臨陣磨槍，趕緊借來中學數學課本，惡補。正好和我一起當兵的好友劉晶，數學極好，對我幫助很大。經過不顧一切的突擊，居然考了個第一！
我1978年春去了北大（即著名的七七級，即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級），四年後畢業，考社會學研究生又考個第一，獲得中國教育部給的到美國留學的名額。要不是毛的去世，結束了激進的共產主義統治，這些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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