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 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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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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