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独裁史上，如果说，毛泽东将绝对极权发展到前无古人的程度，那么，周恩来就将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生前，尽管在中共夺权时期，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曾一度高于毛泽东，然而， 自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并在刘少奇等人的帮助下、 确立了党内的绝对权力之后，周便一直处在毛的笼罩之下，唯唯诺诺地为毛服务。而且，不论其他中共高官的沉浮多么触目惊心，周却始终稳坐第三把手的宝座；只要是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无论其资历、能力、品德如何，周恩来眼看着他们的后来居上，又目送他们一个个身败名裂、甚至尸骨无存。周非但没有任何嫉恨之心或恻隐之心，反而紧跟毛的翻云覆雨，该助其高升时就尽力扶持，该落井下石时也毫不犹豫，而且，一切都做得无动于衷。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稳坐三把手之位的不倒翁，才能作为毛泽东的最得心应手的弄权工具。没有周的无条件的鼎力襄助，毛泽东不可能那么为所欲为。起码，毛在党内高层中实现其个人极权意志的决策，用不断的党内清洗来发泄其权争嗜好和猜忌心理的折腾，用全民运动来实现其权力野心的放纵，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畅，一手遮天的局面也难以形成。
这就是我理解的“谋事在毛而成事在周”。中共掌权初期的五人权力核心，周是几乎陪伴毛泽东走向坟墓的唯一元老——周以终身总理之尊先走一步，毛以终身党魁之尊紧随其后。正如高文谦所言：“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而周所得到的，又何止于“善终”！
死后，中共掌权后所制造的一系列大灾难之罪责，大都由毛泽东背着，毛的遗臭万年，可以与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正日等极权者相当，即便在中共的正统评价之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而周恩来却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哀荣，不仅博得了党内高层和社会名流的普遍好感，而且赢得了百姓们的自发追思。虽然，毛泽东没有亲自参加周的追悼会，也许会令周的亡灵难以瞑目，因为周一直对毛如何评价自己耿耿于怀。但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足以令任何中共元老的亡灵艳慕。
何况，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北京，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自发民众运动，“四五运动”又是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悼念和对当代秦皇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声讨，已经昭示了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褒周贬毛。特别是文革刚刚结束时，一篇篇出自复出的中共元老和社会名流的回忆文章，一首首一曲曲出自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的颂歌，使周恩来在当时中国几乎成了“完人”的化身，集超凡的人格魅力、为政智慧和待人品德于一身。甚至直到现在，连一些晚年觉悟的老党员，在回忆自己的生涯时，凡是对周恩来的记述，大都是正面形象。
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
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