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呼唤英雄。
除了甘心雌伏谨守“女德”不敢涉足政治的那些人之外，在中共崩溃的乱局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英雄。
但是，成为英雄，或者说得更具体点，想做一个为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你需要具备哪些专业技能？
是的，这个社会分工已经细化到相当程度，知识专门化、人才专业化了的时代，已经对试图进入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抬高了技能门槛。这当然包括从政。
在旧时代，假如你要响应时代的召唤投身政治，要试着为天下百姓提供一份安全保障，你能做的，就是在前朝伤害链系统已经崩毁的纷乱环境中，用自己的力量重构一条伤害链，重建维稳所需的伤害力落差。
这看起来很难，其实远比你想象的简单。只要你具备优于其他竞争者的军事能力——在冷兵器时代，只要你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把投奔你的流民收拢起来训练成军队，只要你在做这件事时比其他人做得更快更好，你就有很大的机会获胜。
在热兵器时代，想构建和保持伤害力落差则困难得多，因为这个时候，革命者需要的是在近代战争、现代战争中取得优势的能力，那么对近现代军事技术的理解，对各兵种的协调运用，就成了群雄逐鹿时的竞争热点。
但这才只是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问题变得更复杂。当革命者不再满足于通过构建一条新的伤害链来向社会提供“安定”，当军事技术的进步令维持现代军队的战斗力成为包括科研能力、工业能力、外贸经济等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革命者就由旧时代只需要考虑如何“马上得天下”，等坐上皇帝宝座后再想怎样“治天下”都来得及的人，变成了在逐鹿天下时就必须文武兼修的全才。
我发现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都很少有人从操作层面去分析“该怎样在中华沦陷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
不少人似乎只有很模糊的想法，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等同于红色皇朝一直努力保持的伤害力落差被颠覆的瞬间。
于是把革命的能力，混淆于掌握枪杆子的能力，混淆于敢打、敢冲。
敢打、敢冲当然很重要，但这远远不够。
还有人照着中共的维稳模式来想象推翻中共和维持新政权所需要的能力，于是把注意力都放在如何构建一条比中共更强大的伤害链，如何获得比中共更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上。
武装革命。
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因为在王朝周期律生效前，在伤害链系统因本身的内生矛盾走向崩溃的那个时间节点之前，政权与民间的伤害力落差不但不会缩小，而且会持续增大。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寄生虫因被其吸血的寄体死亡而死去前，当然是寄生虫越来越胖，寄体越来越瘦。
除非有强力外援，否则，在维稳资源尚未枯竭的中共当局的严密控制、百般防备下，在中华沦陷区搞武装革命或是试图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想成为革命家，你固然需要敢打、敢冲，需要懂一点军事，懂一点搞社会活动、进行宣传鼓动的技巧，但那不够。
在清末民初，在一战二战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想成为革命者，你拥有这些能力就已经差不多了。
但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但如果你革命的目标不是构建一条新的伤害链，而是为社会提供产业链所需的长治久安，这些就远远不够。
你至少需要理解社会民主转型的全过程，是包括“产业链成长-伤害力落差颠覆-产业链维稳”三环节的。
你需要看得见伤害力落差颠覆的历史契机，那个契机因伤害链系统的内生矛盾必然会出现。
你需要懂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以产业链维稳成功为标志的，也就是以建构一套现代化民主制度并平稳运转，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原则在社会现实中得以坚持，国家地位在国际社会得到承认，本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为标志的。
这些是最起码的要求。
所以你必须懂一点，虽然可以是很基础的一点点经济知识。你也必须懂一点，可以不精深，但多少要懂一点法学、社会学基本常识。
而且考虑到你会有许多竞争者，恐怕你懂的越多越好。
我们不能指望哪一位革命者具备所有精深的专业知识，那不现实。
但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团队，可以期待某个团队，能汇聚起建国所需要的，在中华沦陷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在这样的团队里，法学专家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家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国际政治、外交事务的专家也应包含在内。
军事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常规革命人才例如社会活动家、宣传鼓动专家也多多益善。
和旧时代不同，和构建一条新伤害链的低门槛不同，在新时代想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想在旧政权的极力打压下凝聚起能建设新兴民主国家的力量，门槛是很高的。
而且这门槛不是“获得高于旧政权的伤害能力”，而是“形成足以争取到国际支持的社会治理能力”。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革命，只能是、也必须是全球民主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想促成中华沦陷区产业链维稳的成功，你只能、也必须将其纳入全球产业链维稳的大局中去看，去规划。
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你需要拥有与全球产业链维稳力量相联结，争取其支持，与其紧密合作的能力。
你需要能在政治领域，拉到欧美的天使投资。
建国，就是政治层面的创业。
成功的企业家，会是新时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