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

一位中学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是一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的话——的血腥暴行。

它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有两千年尊师传统的文明古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灾害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时期；不是发生在偏远蛮荒之地，而是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发生在黑暗角落人迹罕至之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

打人凶手是清一色的女中学生，不是据说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这些女学生不是出自贫困的或破碎的家庭，而是出自相对富裕的和有教养的正常的家庭。她们就读于名校，并非缺少教育；她们大多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就被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备受宠信，绝不存在长期受压抑和受挫折的问题；她们身心健康，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犯罪前科。也就是说，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理论统统都不适用于她们。

再有，她们行凶的对象不是陌生的因而抽像的敌人，而是朝夕相处的最熟悉的人；不是往日就轻蔑就敌视的人，而是过去一直尊敬、亲近乃至爱戴的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被贴上某一类“敌人”标签者是陌生人，整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仇恨与成见常常源于无知源于隔膜。你越是对某人不熟悉，你就越是容易对某人形成刻板化的印象，越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敌意，或者说越是容易对之冷酷无情。另外，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和欧洲漫长的反犹主义有关。红卫兵迫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当然和黑五类早就被打入另册定为敌人有关。可是卞仲耘的情况却明显地和上面讲的都不一样。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怎么能对她们的校长下得了手？她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祇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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