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的被俘过程
穆正新：事实上，被俘（Captured）的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自愿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一种长久企盼的逃亡活动。1951年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运筹学研究室受美军远东司令部委托进行题为“北韩与中共士兵对韩战态度”的研究。 他们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间在釜山、巨济岛的中朝战俘营中对1100余志愿军战俘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其中关于被俘/投降的问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被俘”的有264份，占26.7%。而认为自己属于“投降”的有724份，占73.3%。在更多的场合下，反共的战俘们认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义”。台湾的媒体一律称他们为“反共义士”。当时联合国军心理战主管，美军上校肯尼斯 汉森在他的书中也用反共义士（anti-communist heroes）称呼他们。书的名字就是“铁丝网后的义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愿军战俘中绝不是罕见的。很多个案里，当事人声称自己在入朝之时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就一直寻找逃跑的时机。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里有些叫“路条”，比如“李奇微路条”（Ridgway Pass，印有李奇微签名）或者“安全路条”（Safe Conduct Pass，印有范弗里特签名）。这些路条常被一些志愿军官兵捡拾珍藏起来，在见到联军部队时便就举着它们投降。（图1）
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出版的“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记录一个李姓军官的回忆说：“被派到朝鲜后我就决定要投降。1951年10月我们击落一架美国飞机。我带着3个战士去搜索，我们找到飞行员后就和他一起跑回了联合国军的阵地”。20军某部排长芦明友借换防之机率领7名士兵故意掉队躲藏起来，天亮后向联合国军投降。他们的投降过程被联合国军印成第8569号中文招降传单，向前来接防的27军劝降。（图2）
实际上逃亡过程非常危险，不但身后可能有追杀的子弹，脚下有可能触发地雷，更有可能遭到对面联合国军的射杀。那个在俘虏营中领导着5千余反共战俘，被中共当局称为“蒋帮大特务”的王顺清（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似叫王顺明，WANG TSUN-MING），是志愿军12军31师91团士兵。他在投降时尽管举着“李奇微路条”，仍然被一个高度紧张的GI一枪打在腿上，住了好几天的医院。在战俘营里，战俘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自己怎样侥幸逃脱的故事。有如大一学生谈论如何对付高考试题一样津津有味。能够活着走进联军的战俘营，被认为是一大幸事。图3是第二万名志愿军战俘带着喜庆的笑容来到战俘营：谢天谢地，我总算成功了。
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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