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在《似是而非的中国》系列第一篇写过这个课题：

中国的“集体主义”其实只是秦制社会调动和镇压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体的假象。也就是说，所谓集体主义，既是一种动员功能，也是一种镇压功能，底下的内核是高度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现在中国社会结构比起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可以说是遭到过毁灭性打击。

现在中国社会跟古代社会根本不同的一点是：现在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用民族国家概念包装、用意识形态机器强行镇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这是为什么它看起来更像是组织有序的系统性混乱。

并不是所有国家在去除政府和国家机器以后，就自然回到霍布斯设想的无政府状态。这是我们经常忽视的一点。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的社会团结並不是由政府促成的，有没有政府维持法律秩序，社会团结並不必然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

但至少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就是一种典型的、包装在民族国家外衣之下、长期由国家机器调动和镇压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这种现状既是共产主义革命彻底摧毁社会结构、道德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结果，也是共产主义统治追求的目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中国社会要重新组织起来，难度十分艰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把有志于重新革命推翻“人民共和国”的人看成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原因。

即使是清末分崩离析的社会，革命党人也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而是国家失去了对各个环节的约束力，社会自然而然地趋于崩溃。

我们通常假想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更像一场多中心化的无政府主义暴动的统称。各省起义军之间并没有协调行动和联络人，也没有隶属关系，甚至没有观念上的共识。恰恰因为是多中心同时开花的无政府主义暴动，才有军阀林立的北洋政府时代，因为各省暴动的结果就是各省拥兵自重、互不隶属。但是囿于当时高涨的汉民族主义意识、乃至新生的所谓中华民族意识，各省之间才决定不独立建国，而是互相妥协，认同名义上的北洋政府（事实上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与德意志诸侯国没有本质区别）。

在这种背景下，孙文领导的临时政府并不具有全国性号召力，根本无法走出广东省（就算在本省也没有号召力）。

许多人指责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其实历史更像是孙文窃取了革命果实。因为革命并不是由孙文统一领导的，因为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混乱（只不过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大部分都跟当时欧洲不一样：他们的“无政府”只是要推翻清政府，并不是不要政府，甚至也不是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孙文甚至也不能代表当时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孙文提出三民主义也是为了结束社会共识上面的混乱，形成统一国家观念。

那为什么后来渐渐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历史共识，就好像孙文才是历史正统？主要还是因为国民党最终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由南方人收拾了江南、中原和东北的各个派系，结束了北洋政府时代群雄割据的局面。

假如国民党并没有通过北伐统一中国，而是陈炯明联省自治占据上风，最终中华民国演变成一个邦联制或联邦制国家，那么历史还会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是孙文吗？还会将几乎毫无权力、实际上缺少影响力的孙文视为国家正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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