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从北大离职了。

过去一年，在内容创业领域，作为主流商业变现模式之一的知识付费可谓“狂飙突进”，如果评选出“知识付费”领域的年度人物，薛兆丰一定当仁不让。

3月10日，新浪财经等诸多渠道称，薛兆丰已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离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经济学家圈”则表示薛兆丰本人确认要离开北大。

不过，在北京大学国发院官网上，今天“全职教师”栏中薛兆丰的相关介绍依然在。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红教授薛兆丰将从北大离职，曾在网上卖课赚2000万”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传开，“北大网红教授离职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首。

一年25万订阅

薛兆丰的课成为“现象级产品”

有人戏称，薛兆丰的离职意味着“副业转正”，正因为他在知识付费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

2017年2月，薛兆丰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教授的专业身份，加盟得到App开设专栏《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

在发刊词《只给你地道的经济学思维》中，薛兆丰向用户解释“你之所以要订阅这个专栏，并不是因为你要成为经济学家”：

而是你想要做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明白人，想要摆脱直觉和经验的控制，想要了解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想要颠覆自己多年积累的常识和定势，想要对这个由海量陌生人紧密连接的社会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

不可否认，课程之初“北大”成为吸引用户的关键字眼之一，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上北大，坐在北京大学的教室里聆听经济学课程。

很快，在“通俗易懂”的好评下，课程的受欢迎程度空前，订阅用户数节节攀升，成为得到App的明星产品。

去年双十一前夕，11月10日，这门课的订阅用户数历史性的突破20万，诸多媒体以“第一个拥有20万学生的经济学超级大课堂”来纪念这个里程碑式的时间节点。

这也成为2017年中国用户最多的年度付费专栏。

截至目前，《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在得到App上的专栏订阅用户已达25万，以199元的单价来算，这门课程为得到App带来近5000万收入。

“北京大学薛兆丰老师火了。”连人民日报也来力挺。

去年9月，人民日报评论部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推文《一门课值几千万！北大教授课价超越小鲜肉》，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在小鲜肉动辄几千万的片酬面前，终于有一位教授证明了知识的价值，很多人感到解气。”

作者“评论君”感慨“互联网知识产品价值变现的时代终于来了”，还在文中写下自己当年在学校时，曾有幸上过薛老师《法律经济学》课的故事，称相比国外学术圈有不少擅长将专业知识通俗化的学者，这种打通专业的工作，正是今天中国学者们的软肋，也是薛兆丰们脱颖而出、出奇制胜的原因。

去年11月，这波致敬知识服务的风潮，因为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而推向高潮，更多人愿意为优质的内容付费。

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

争议不断，争论也不断

人红是非多。被冠以“知识网红”后，薛兆丰背后的诸多争议，此起彼伏，一直就没有停歇。

一个是对他身份的质疑，一个是对其学术水平的质疑。而这样的质疑恰好来自他的北大同事。

去年底，同处北大国发院的唐方方撰文，质疑薛兆丰“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

北京大学招聘教师是有非常严格、认真的程序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北京大学人事处好好打听一下，这位先生是不是北京大学的正式教师，还北京大学教授呢。

此外，唐方方还指责薛兆丰“误人子弟”：“经济学不是故事会，它是社会科学，但别忘了它也是一门科学，它有规律的，它不是一团橡皮泥可以让你拿来当故事随便搓、随便揉、随便讲的。”

不过，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质疑似乎“价值不大”。

新京报报道指出，北大教授有属于事业编制的教授，也有院聘教授等。“薛兆丰不是正式的事业编制教授，是院聘教授。”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学术水平”上的质疑。并在你来我往中展开一场关于“知识付费”的论战。

2018年初，北京大学的另一位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在财新网撰文《为什么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

称自己关注过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我无法忍受这一商业模式的折磨，它要求我反复改变自己的表达直到商业团队认为大众能够理解……我不可能背叛我自己。”

在汪丁丁看来，一流的知识永远免费，“能够与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因为表达方式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性感受。”

这篇文章自然让人联想到他的北大同事——薛兆丰。

对此，薛兆丰在《知识的价值与付费与否无关》中回应：

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把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囫囵吞枣和故弄玄虚当做做学问的一种境界。而我相信，哪怕再深奥的知识，也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

反过来，一种思想，如果表达得不清不楚，那别人也无法指出它的错误。那些只能用来“端着”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汪丁丁称薛兆丰水平也就是一个没有毕业经济系学生。

知识付费

这件事本身有问题吗？

声音越大，非议越大。

此番你来我往的争锋相对，被一些围观者视为“文人相轻”，又或者揣摩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其实，外界对于知识付费这件事本身的质疑就未曾中断。

从2016年开始，得到、分答、知乎、喜马拉雅FM、微博、蜻蜓FM……内容平台纷纷布局。去年开始，头部内容创业者也借助小鹅通等工具杀入这条赛道。

与此同时，则是“知识骗子论”和“舒缓焦虑论”的盛行。

去年，在《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即将突破20万订阅的当口，罗辑思维旗下得到App的专栏作家，知名自媒体人和菜头在“槽边往事”驳斥：

《得到》成立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语音模式念书念文章是上班族的网络时代学习方式，也不是什么知识焦虑下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它解决的是在知识领域内的信息不对等问题，降低了学习梯度，从而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时常言辞激烈的和菜头，针对网上批评声写下这篇爆文《罗振宇骗得还远远不够》，称“而现在针对他们的批评，相当于是在宣称：用户花了199块钱，并没有上薛兆丰的研究生课，听了一年没有文凭，不能赚钱，这就是诈骗。那你怎么不去抢呢？”

和菜头认为，《得到》需要更多专业更多门类更多领域的知识分子，需要完成更多知识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工作，吸引更多想要进行自我终身教育的成人前来，获得前行的必要资粮，找到共同前进的道侣。

这几天，不乏表达同样观点者。比如，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马亮，他在《别对薛兆丰人人喊打 知识付费值得鼓励》中写道：

知识付费经济时代，知识付费的买方和卖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买方认为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所以并不存在欺诈的嫌疑。既然有如此多的人去听课，而且听了一年还去听第二年，那么至少说明这门课有其过人之处或可贵之处。

马亮认为，我们不应因为薛兆丰用其“北大教授”的身份去推销课程，而对其横加指责。

因为，如果“北大教授”是如此富有吸引力的招牌，那么也不是每个北大教授都可以取得薛兆丰这样的成就和影响。

这样的逻辑自然成立。

别说市场化的知识付费，即便在同一所大学，有些老师的课，来听的学生趋之若鹜，大家抢着在教务网选择他们喜爱的老师的课，还有些老师的课，门可罗雀。

去年底，在新榜和罗辑思维CEO脱不花的对话中，她强调“第一万次纠正知识付费这个说法，我们把它定义为知识服务”。

脱不花说，过去的知识更强调知识本身，而不太强调知识的交付和服务。她们做的就是饿了么跟餐饮业的关系，“我们从事的也是中间这一环，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知识服务行业。”

还有人算了笔账，以100人一个班级计算，过去一年，在“知识付费”的助力下，这位“市场化”的北大教授，相当于教了2500个班级的大课。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最近几期的课程显示，《薛兆丰的经济学课》阅读人数保持在2万上下，阅读率差不多10%左右。

从这个角度来说，原本薪水不高的大学教授，通过新媒体的附能，实现更大的自身价值。

或者，用知识为用户附能，提供交付感很强的服务这件事本身，有错吗？

对此，你怎么看？（我当然知道你用手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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