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史学家最迟从1960年代开始就重新考证工业革命是由什么诱发的,这是对以熊彼得为滥觞的科技浪漫主义的批判。
1988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提出,制度革新才是19世纪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反而技术革命影响很低。
参见我的《中国经济的科技突围:一种科技浪漫主义》一文。
中国极少有像西方经济学界那样研究批判熊彼得主义或科技浪漫主义的潮流,中国不管是经济界、政界、还是科技界几乎一致狂热迷信科技解决一切问题,相信制度创新超过科技创新的学者凤毛麟角。对于这些人而言,西方国家196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反省熊彼得主义的研究就好像荡然无存。你说是不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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