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助現代的意識形態與技術，毛澤東把權力的集中推向了極致。歷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於官僚系統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傳統或儒家之道，憂慮上天的審判，他們也沒有手段來動員如此廣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輸送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當毛澤東感慨“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時， 他或許也對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個傳統秩序瓦解、現代技術誕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裝現代軍隊、把廣播大喇叭安在每個鄉村、把自己著作發到每個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會傳統，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樣感慨：“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
這種權力既沒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內在的反省，與我們對“惡”的態度相關。“惡將是戰後歐洲知識生活中的根本問題，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戰後的根本問題。”漢娜·阿倫特在一九四五年寫道。“惡”也本應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問題。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過一浪的暴力、死亡與仇恨，席捲了中國、進入每一個社會組織，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間與個人生活，丈夫與妻子劃清界限，兒子將父親推上批鬥台，同學對老師的毆打，武鬥帶來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殘酷與邪惡，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捲入其中，你可能同時是受害者、施暴者、見證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語錄的狂熱中發生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林彪與“四人幫”成為歷史的替罪羊，傷痕文學則將人們打扮成受害者，當老作家巴金開始少許的自我懺悔時，就迎來一片頌揚聲。
當罪惡沒有被詳細記錄，沒有被一點點拆解，它就變得模糊和難以記憶。它也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文化中從未發展出對惡的深層解釋。惡沒有被視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失常，人們用各種方式壓制和迴避，把它簡化成一個道德問題。而經過毛澤東時代，連這可憐的表層道德約束也消失了，偽君子則變成了真流氓，惡失去了最後的制衡機制，它登堂入室。
---许知远：领袖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