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说，“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这是自毛泽东以来共产党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的再重复。
为了佐证“六四”事件是中共上层恶斗的分析，戴晴首次透露了35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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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说，“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这是自毛泽东以来共产党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的再重复。
为了佐证“六四”事件是中共上层恶斗的分析，戴晴首次透露了35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她 说，1989年5月14日，她与一些知识分子代表被请到统战部与时任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谈判。她建议当局与学生对话。阎明复说，他只能保证动员赵紫阳或李鹏一位到广场去见同学，但只能说“同学们好”这句话，不能答应跟同学们说 “同学们，你们是爱国的”这句话。
戴晴见此，转身离去，于是，阎明复“在我背后就说了一句：“告诉他们：闹吧！再闹，赵紫阳就完蛋了。”戴晴告诉《纵深视角》，阎明复“那时候已经知道局势局面非常坏，他知道有一股力量就是要让他们下去，5月14日的时候，政争政斗权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
戴晴说，她写这本书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社科院研究员,他见证了6月5号早晨目击“坦克人”阻挡坦克的场面。
这位目击证人说，当时多人冲着“坦克人”喊“回来”、“回来”，结果“坦克人”不予理会，径自爬上坦克。下来之后，市民抓住“坦克人”，表达对他的关心。此时坦克也停下来了，里边的三个人荷枪实弹地出来，士兵端起枪朝路边的草丛打了几梭子子弹，包括“坦克人”在内的民众立即逃跑。这位目击证人说，“坦克人”一句话都没说过，他判断“坦克人”可能是外地进北京的年轻人，大约20岁到30岁之间，不像是学生。这与六四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认为从男子随身携带的袋子可以判断他可能为其他省份来到北京的学生的判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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