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决策模式
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动员几亿民众、消灭二十亿只以上的鸟类——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提出，在极少的行政领导圈子里讨论一下后就确定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提请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和咨询，也没有付诸公民代表大会予以审议和表决，而是直接就开动宣传机器 ，动员大量民众付诸实施，这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可谓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走程序，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其时间往往非常短。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言论都可能被作为判罪证据的情况下，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分为三种类型，大多数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敢于耿介直言。但在所有媒体皆为官方喉舌的时候，后一类言论根本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从而能为领导人所了解，并进而采纳的主要是迎合、论证自己意向的所谓“专家意见”。他们虽然也将有关决定提交给民意机关，但由于代表们大多兼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极短的时间集中开会，而需要表决的又有极多的议案，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审核，也没有意愿作出否定的表决。只有举手通过的结果，这种表决当然也不民主。所以，所谓的征询意见，也许打着科学和民主的幌子，可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大炼钢铁运动、超声波化运动、三线建设、十三陵水库建设等重大事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草率拍板、仓促上马的现象——民间形象地把有关工程称为“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把有关领导称为“决策时拍脑袋，指挥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大腿，追查时拍屁股”的“四拍领导”。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决策和办事模式。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领导人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刚愎自用，自己不懂得有关规律，也不屑向懂的人征询意见。二是领导人非常急躁，一有想法，即敢想、敢说、敢做，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想走严格的、正规的审议程序。在这种模式之下，“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虽然也有决策正确、效率很高的时候，可一旦做错，也就遗患无穷！

美国在1958年即成立了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独立于政府和军工部门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从科学角度对重大的公共决策进行审核和把关。1962年时中国科学家在广州会议上也作过类似建议：应为部级、副总理级的领导成立科学顾问团。2004年邹承鲁、饶毅、鲁白在《自然》杂志（Nature）发文章，也提出建议废除科技部，成立总理科技办公室。其职能被定位为：“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但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

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麻雀虽小，可能挡住太阳的光辉：毛时代的公共决策
作者：熊卫民

图：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市参观小营巷无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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