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家杨奎松先生在2009年2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详细地分析了中共1949年后权力道德化下掩饰着差距极大的收入分配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 级”，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一级工资最低，8级最牛。24级干部制却又倒过来。24级最差，待遇不如普通工人，1级最牛。在24级干部制中，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务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四级，十二级以上谓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六级谓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取医疗、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级干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给，有配额规定，工资和部分消费需求相挂钩；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资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费需求相挂钩。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六十年代饿脬遍野时，高干们也照样享受“特供”，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灭特权的文革时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城乡二元化、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准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以下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通过政治尺度，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

---何路社：反思“公款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