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联手镇压“八九民运”
1988年邓小平的“价格闯关”错误决策的失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不久1989年春民主运动爆发。赵紫阳坚持反对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因此被迫下台，被软禁直到去世。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已没有元老，总书记是赵紫阳。虽 然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规定，政治局负责决策党、国家、军队的事务，但真实的高层决策格局与宪法和党章完全背道而驰。赵紫阳只是个“总经理”角色，他背后还有元老“董事会”，或者说这些元老们是一群“太上皇”。事关共产党政权命运的重大决策，仍然由政治局之外的元老们决定，而且是背着政治局私下商议。

掌握军队的邓小平是“太上皇”们的首脑之一，赵紫阳虽然名义上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但他不敢、也不能过问任何军队事务。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曾数次与赵紫阳联系，准备向赵紫阳汇报军委工作，但赵紫阳知道，军队事务是邓小平的禁区，所以赵紫阳只能对刘华清的会晤请求用各种借口婉拒。在1980年代，中共的高层决策格局实际上是枪指挥党，政治局只是邓小平的橡皮图章和办事机构，至于宪法和党章里明文规定的“党指挥枪”，只是骗人的。

元老当中的两大派首领邓小平和陈云对镇压“八九民运”意图完全一致。1989年5月7日，邓小平离京南下武汉，开始秘密地调兵部署北京围城。而陈云则于同一日提前结束在杭州的休养而返回北京，发表讲话支持邓小平的镇压决策；并连续找一些老干部、老将军谈话，说服心存疑虑的人。陈云还召集中顾委常委开会表示，现在不能后退，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并要求新闻单位公布这一消息。在邓小平调兵期间，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虽然照常上班，却完全被架空了，“太上皇”们实际上恢复了“亲政”。

邓小平到外地秘密安排调兵事宜，对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保密；若按照政治局内集体领导的制度和人大常委会的集体议事规则，邓的违宪行动可能会被否决。1989年5月18日十多万野战军突然包围北京，大批军车开上长安街，此时政治局委员们才知道，首都几乎已被军队控制。当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开会讨论当时的形势，但此动议被阻止。在国事访问途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赶回国，但邓小平命令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把万里暂时软禁在上海，直到万里表态支持邓小平的行动，才准许万里回京。

军队包围和控制首都的部署完成之时，政治局和国务院并未被告知如此重大的事关国运的突发事件。邓小平只是在5月17日晚召见5个政治局常委，逼迫他们接受既成事实，赵紫阳以辞职表示抗议。然后“六四”屠杀发生了，中国民众的政治民主化要求被军队用武力镇压扑灭了。

中共的党章和宪法都没授权军委主席擅自调动大量军队包围首都，实行戒严，开枪镇压；相反，倒是有宪法条文规定，戒严令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但在中国这个由掌军权的人说了算的国家，民意、国会、政府、执政党，所有这些影响现代文明国家政治决定的因素都不起作用。邓小平决策的戒严和镇压当然是违宪的，但“太上皇”们毫不在意，因为宪法其实不过是他们的“玩具”而已。

---程晓农：1989-1991“六四”后邓小平如何受气
——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