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记：2011年，在我走向社会的第15个年头，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21个春秋的时候，我从体制内辞职了。

辞职之前，我在一家报社工作，担任中层，这是我在杭州奋斗九年得来的职位。它的优点是，每年带来白领的收入，给我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果会用巧劲，还不算累，只要伺候好老大们，做给他们看就可以了。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不是我的志趣，需要投入身心，要面对阴晴圆缺的领导的脸色，更要应对暗流汹涌的人际关系。光这些就足以把我搞残。这份工作让我有一种利剑悬在头顶的焦灼感。确切地说，只有每天凌晨2：00之后（老大们下班的时间），以及早晨9点之前（主管部门上班的时间），我心里的重担才暂时放下。

工作真有这么累吗？肯定不是。是我给自己铸造了无形的樊笼。让我舍弃这份工作，我却又不甘心。在杭州不可能找到与此相当的工作，而移居到另外的城市，对我又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说过，我浑浑噩噩惯了。

那么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余生？我不知道，我没有规划，缺少动力，我习惯了自己被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去选择。

这一切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起了变化。当埃及人民忘情欢呼的那个夜晚，电话铃响了，我还以为是友人的贺电，结果是单位同事的电话。事出有因，不说也罢，总之跟领导发脾气有关。当时我紧张急了，一心想着明天怎样才能向老板交差。当时有一点小感冒，加上午夜凶铃的惊吓，我顿时打了一个寒战，倒杯水吃药的时候，手抖得居然端不了杯子。我回到被窝里，体似筛糠，像得了伤寒一样。

在被窝里渐渐暖过来，一个念头闪现：我这是怎么了？不过是一个工作而已，至于吓成这样吗？

就在这一刻，我所有的恐惧全都释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突然明白我最惧怕的东西，不过就是失去体制的恩宠。我才明白，我时常陷入自制的牢笼，戴上自制的枷锁，成为自己的囚徒。一切都可能把我束缚，社会的权威，世俗的智慧，人情世故，经验教训，一切的一切，都会让我片刻沦陷。

而我可以选择不沉沦。

第二天，我递交了辞呈。

辞职以后，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理想了。我的理想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足以放下我所有的书，足以容纳晨曦和月光。可以跟自己的妻子背靠背各看各的书，看累了就彼此猴着（曹雪芹对本词独有贡献），说相干以及不相干的话。我将有自己的时间，写作，不受打扰地写作，每年出一本书，不一定畅销，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赠人。每周写几篇专栏，零星写两篇约稿，所赚的钱足以维持每个月的开销，而且还足以支付两个人每年一个月的旅资。

每天拉着妻子的手，散步，讲说不完的话。接待朋友，也被朋友接待，介入社会，却又随时保持距离。读好书，看好片，每天坚持锻炼。当我们谈跑步的时候，我们谈的是骑车。如果上帝祝福，我们将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天资如何，他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看着孩子渐渐长大，看着著作慢慢变厚，看着皱纹爬上脸颊，看着青丝变成白发，看着看着，就老了。就在收兵的号角在天边吹响，我的时代却刚刚到来。人们会记住这个名字，会记住他的挣扎与救赎，人们也会记住他的爱人，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分离。

生命如此可贵，安宁如此甜美，为了这一天，付出任何代价都不昂贵。

为了这一天，在40岁将要来临的时候，我成了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