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经历《武汉日记》所带来的风暴,我才真正认识到写作的深刻意义,也才真正明白作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自方方
两年前的此时,我被困于武汉。那时候的新冠病毒,正凶猛地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流窜。武汉由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封城。困于城中,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处于惶恐不安和孤单无助之中。我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感染者或死亡者。
封城之初,因上海的《收获》杂志向我约稿写《封城记》,于是我开始在新浪微博记录疫情的点点滴滴。所记无非是凡人的城中生活、抗疫过程的些许事件以及我自己的一点感叹。当然,也有批评和建议,反思及追责。不经意间,这份记录被无数人传看。
事实上,我在很长时间里并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阅读我的记录,我只是本着“把这些记下来”的心情,日复一日地记着。这份记录,也帮助我自己度过最艰难的时日。时至今日,我再次对全文重新审阅,非常庆幸自己能在那样的时刻,整整记了六十天。
4月8 日,武汉封城结束。恰在这一天,美国和德国发布了《武汉日记》的预售广告。这条信息,引发中国国内巨大轰动,当然不出意外,是有人背后恶意操纵。于是,我在突然之间有了诸多罪名。《收获》杂志的约稿,变成了美国约稿;正常的出版,变成了“光速出版”。因为在《武汉日记》中记录了疫情中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和情绪,因为批评了政府在疫情早期的隐瞒和延误,因为同情了那些病亡的人们,更因为我一直呼吁追责等等,这些内容,让中国老百姓看到也就罢了,居然还要给外国人看到,所以我成为向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的人,成为一些人眼里的“汉奸”“卖国贼”,反华势力在中国的领头人物,甚至在国家安全部门眼里,我或许还是“间谍”。
对我的网络暴力长达数月之久,甚至超过一年。诽谤和漫骂,遍网都是。有人叫嚣组团来武汉杀我;有人号召武林人士对我殴打;有人在武汉沿街贴小字报对我辱骂;有人公开要做对我公开羞辱的塑像;至于做视频、写歌曲和以及绘漫画对我进行污辱者攻击者,也数不胜数。一些污名化谣言甚至波及我的家人。但是,我却无法对此做出回应和反击。
早期,尚有记者对我采访,可惜一旦发表便遭全网删除。此后,就再也没有记者敢于对我采访。
官方不根据《武汉日记》所撰写的内容进行理性判断,而是根据一些网民的恶意曲解和摘录进行盲目打压。对我的冷暴力也由此开始:我不能在国内发表和出版任何作品,不能参与任何文学活动和公益活动,名字不能见诸任何主流媒体,专业人士对我文学作品的研究也一律禁止,即使自媒体刊载我的文章,不是被封杀就是被屏蔽。甚至,我不停地被上级电话提醒:不准接受外媒采访,我被监听被监控,但凡出门,就有以“慰问”为名的电话询问在哪里。非但如此,极左势力还提出一个口号叫“围点打援”,即凡是支持我的人,如果他们有所谓“过激言论”,或是他们的亲属历史上有过什么违规言行,官方便对其进行惩处。
我也曾经询问过几拨前来对我的海外出版进行调查的官方人士:你们应该都读了《武汉日记》,你们认为里面有谣言吗?有反政府言论吗?有在疫情中煽动人们不配合抗疫的文字吗?他们的回复几乎都是:没有。我说,既然没有,这些记录都是公开发布在网上,人人都可以看到。那么结集出版,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岂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怎么就成了递刀子?怎么就是卖国或是损害国家利益?他们不说话。
也有好几个朋友问我,你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怀着勇敢之心,让自己坚持下去?你是不是抱着豁出去的态度?你是不是有一种大义凛然的精神?我说,没有。这些都没有。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不需要勇敢的事,更谈不上需要豁出去,也不必大义凛然。
因我是作家,身处一场大灾难中,去记录这前所未遇的事件过程,几乎就是条件反射,是职业本能。作为一个多年的写作者,尤其是我这样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参与的人,何曾会想过,这样真实的记录不被允许?这样平和的文字,会引发全国性的轩然大波,甚至造成人群的撕裂?
两年过去了,我一直都在想这一类的问题,也一直在问为什么?
时间在流逝。我也渐渐想明白了。
他们需要的作家是“中国的作家”而非“独立的作家”。他们以为“中国的作家”应该依附于中国,不能对中国进行任何批评,否则就是卖国;而我认为,“独立的作家”应该遵循自己的判断,不管哪国,该批评的都可以批评。自然而然,我们互为对立。
这样想过,便很坦然了。没有悲观,没有沮丧,甚至连愤怒都没有了。我只剩坦然。我坦然面对《武汉日记》带给我的一切。
作家本该就是独立的写作者。作家不需要依附或顺从于他人,更不会听命于任何权力,也不畏惧任何打压,甚至,作家从来就是有反叛精神的人。
一如既往地遵循自己的内心写作,我想,这是我的天然准则,从我选择作家这个职业开始,它就启动了。或许,经历《武汉日记》所带来的风暴,我才真正认识到写作的深刻意义,也才真正明白作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时间自会证明《武汉日记》这份记录的价值。
———方方《武汉日记》后记 2022.1.(因推特字数限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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