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草史》中关于清朝时期烟草的种植、产地、加工和销售：

在长江丘陵地带，烟草是一种受到青眯的经济作物，因为它相对容易种植，而且不论给多少关注和照料，烟草都能生长。烤烟是目前在全球栽种的这种植物的主要品种，高度劳动集约并且非常消耗资本。

然而，在特定条件下，特别是如果以数量而非质量为目的的话，其实可以用最省事的方式种植烟草。与那些在平原种植烟草的人相比，丘陵地带的烟农最初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清代精英烟民喜爱的优质地方烟草主要生长在遥远的边缘山区，而不是在核心的低地。

烟草需要氮、磷、钾相对丰富的土壤。如果不持续轮作并大量施肥，即便最肥沃的土壤，其养分也会很快被烟草消耗殆尽，这不仅会导致环境退化，而且会产出劣质烟草。在已经集约化耕种的人口稠密地区，种植烟草需要投人大量劳动力。

首先，种植在苗床中的小芽必须一天至少浇灌一次，并且遮蔽阳光，然后用手小心移植。然后，植床需要持续耕锄，以免田地滋生杂草。用相对昂贵的豆饼进行适当施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粪便会让叶子带有一种难用的气味。大约两个月后，靠下的叶子和顶部的芽被除去，以防开花，从而刺激叶子生长并增进养分的摄取。

最后，烟叶被分阶段采摘。其中在植物最下方的首先被收割，其次是中间的几层，依此类推。所有这些精细的操作都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移栽幼苗和收获烟叶是该过程中最为劳动密集的阶段，小生产者可能不得不在这些时期雇佣额外的人手，或者与村里其他人互惠交换劳动。

在核心低地种植烟草的成本可能相对较南。18世纪，在位于大运河周边平原的济宁（山东)，据说烟草所需的劳动力是玉米的两倍。种植烟草的成本高达收益的75%．而种植玉米的成本仅为收益的 20%。

19 世纪的经世作家包世臣（1775一1855 年），对种植烟草相较于粮食的高成本感兴趣，他估计种植一面烟草需要50个人工日，而种植棉化、 豆类、高粱或玉米则需要12 至13个，种植水稻只需要八九个。 包世臣还估计，烟草所需的肥料比水稻多十倍。

与低地农民相比，那些在丘陵地带种植烟草的人能够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并投入较低的成本。在丘陵地带， 新开垦的田地为刀耕火种的农业留有余地，烟草种子可以直接播撒在地面上，从而跳过劳动密集型的移栽阶段。新开星的士壤一般相当肥沃，因此不一定需要肥料。在这种条件下，对全面除草的要求也很低。如果需要肥料，至少在特定区域的树木被用完以前，山区种植者都可以使用唾手可得的木灰。

如果降低成本比烟叶质量更为重要，也用不着截去植物的顶端以免花朵生长，或除去叶子以增强香气。通过一次性收获全部烟叶，而不是分阶段采摘烟叶，劳动投人可以最小化。客家家庭可以利用妇女的家庭劳动，这是另一个附加优势。此外，在山城旱地上种植烟草的移民也不需要投资建设和维护灌溉系统。

无论是在丘陵地带还是平原，烟草收获后，几乎不需要任何炮制就可以出售给中间商，将之运到市镇加工。

在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以前，人们将烟叶悬挂于户外，在阳光下风干，或者在火上烘烤，以这些方式加工烟草。这些方法都不需要用为特殊设备或建筑的任何支出。烟叶被简单地干燥，然后交给经销商，他们对烟叶进行分级，并将之作为“生烟”在当地销售，或者用于进一步加工烟草在专业作坊里加工，这些作坊的规模不一，既有了到5个工人的小型家庭企业，也有员工众多的大型制造厂（厂房或作坊)。

小型掮客往往充当农民和大烟草商之间的中介。中型烟行则直接向生产者收购烟草，然后为出售给消费者而将之加工。中间或中心市镇战略性地坐落于可以航行的水路支流沿岸或附近，这些市镇的烟行通常在他们的住宅后面设有加工棚，在前面设有零售店。他们往往雇佣十来个人。地方或区域城市中的大型加工和批发机构可以雇佣50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位于优质烟草产地或附近的许多县城，烟草加工成为一种专门的手工业。

例如，在逐步发展为福建西部烟草种植中心的永定，在1736年只有一家烟草作坊，但到了1820年，增长到一百至家。在赣南丘陵出产烟草的加工中心瑞金也有大量烟草作坊。来自漳州或汀州的商业投资者最初提供了开垦烟田所需的资金，还在位于县城的“数百个， 加工棚中雇佣了大量劳工。

无论在小型作坊还是大型制造厂里辛勤劳作的员工，根据烟草销售的形式（旱烟、水烟或鼻烟)，以稍许不同的方式加工烟草，但基本程序相当简单。烟叶先从茎上摘下，然后弄碎。这些碎片被撒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并用脚蹂碎。随后，烟草被撒上糖、酒、香料和油一并干燥，然后反复喷洒和干燥。这一润滑的干燥的过程重复的次数越多，最终产品的质量就越高。

将调味品与烟草混合需要一定的技术，通常由训练有素的工人完成。浸透了油和香料的烟叶被聚集在一起，夹在两块板子中间，被压成块状（编技：即烟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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