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人谈论自由主义，谈论民主宪政的越来越多。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固然都是好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出自西方，中国能移植吗？它们能在中国生根吗？

看看1980年北京高校的竞选运动吧。就以竞选本身而论，在当时，不要说同学们谁也没有参加过，而且连看都没谁看见过；不要说没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过，甚至也没在电影电视上看见过。可是说搞也就搞起来了，而且搞得像模像样，五光十色。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同学对竞选这种形式高度认同，几乎没有人公然表示反对。

作为参选者，我们都刚刚从极端封闭的毛时代走出来，没人接受过西式教育，也没人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没人留过学，也都没出过国。当时，大学教材的内容也还很陈腐。我们的精神成长背景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那些人大不一样。他们的自由民主理念都是向西方学来的，而我们的自由民主理念却主要是从自身经验中悟出来的。不消说，西方有关自由民主的思想著述，包括修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前几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都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些思想资料都是东鳞西爪，残缺不全。它们像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靠听觉，多一半靠自己的想象，勉力将之敷衍成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和宪政理念。

在80年竞选运动中，恰恰是我们这些人的理念，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不少同学在竞选前还满脑子官方教条，可是短短的一场竞选就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正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当我们把我们从经验中领悟出来的道理，借助于我们共同的经验讲出来，那就很容易被拥有共同经验的他们迅速的领悟和接受。

我在竞选运动中发表的《论言论自由》一文里讲过，新兴国家之所以每每有宪法而无宪政，“原因之一是：新兴国家一般都没有经历过那种相应的发现经验的过程”。毛的暴政——特别是文革——以及在暴政下的受难、思考与反叛，则使我们经历了那种发现经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