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自述：一、一落，去国怀忧。我在大连出生，北京长大，宁波只是老家。过去讲家庭出身和成分，我填“高级职员”。因为父亲是银行的职员，在东北的时候相当于中国银行会计室主任什么的。1937年，全家到了北京，我在英国教会学校崇德中学读书。当时北京有八所基督教教会学校，都属于思想比较自由的，而且和燕京大学关系密切，可以保送。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就读了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我想当记者，跟你一样采访提问。

燕京大学有很多学生社团，政治、文艺、学术、社会性的都有，社会性社团就是现在的志愿者，做义工和社会服务工作。我什么社团都参加，还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算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也搞文艺演出。实际上大学没读半年就解放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我们忙着做宣传工作，所以我算1949年3月参加工作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倒谈不上很了解，但是从国民党的腐败来看，我们相当多的同学还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最初我报名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手续都办好了，连行李都打好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一个命令下来，把我留下来搞团市委的工作。

北京当时组织青训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我在团市委管过文工团，还有段时间在军体部搞体育工作。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是1951年，解放后国家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当时根本没有自费留学一说，都是公派，去的人很少。华北局来选派人，整个北京就一个名额，挑中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党的干部，在崇德学过英文，也读过大学，算有文化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很难得有这么个机会，也是非常光荣的事。去的时候就确定学法律，我自己对法律是一无所知。原来对新闻有感情，后来在团里搞体育，也想过如果学体育多好啊。但是这么想是不对的，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分配和安排，国家派你学什么就学什么。

我们一共才几个人，先去了喀山大学。喀山大学还是很有名的，列宁曾在那里读书，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就保留了一个座位，上面刻着“列宁曾经坐过的座位”。高尔基也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但我们更向往莫斯科，两年后就转到莫斯科大学了。莫斯科当然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现代化，生活条件跟我们比好得太多了。我们都很兴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也不怎么样，非常一般。毕竟苏联当时战后没多久，到处都有战后的痕迹。我们的好些老师都是断胳膊断腿的，因为副教授以下都要上战场打仗。

不过当时觉得他们真发达，真先进。那段时间应该是很幸福的，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同学，比我低一届的，年轻嘛，感情还是好的，只是在苏联不能结婚，后来回国结的婚。苏联的大学要读五年，我们加上还要先学一年俄语，一共六年，应该是1957年毕业。可我好强，原来就有英语的基础，在国内又学了点俄语，所以在苏联只学了半年语言就上学了。头半年的四门课，我后来陆续都补上了。

就这样，1956年，我比所有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提前一年回来，就这样紧赶慢赶，赶上了评为右派。这件事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太大了。不过，嘿，历史是不能假设，任何人和国家的命运都是如此，如果我没提前回来会怎么样？当然不是右派，不会断条腿，但也许文革又被冲击了。假设西安事变没发生，中国会怎么样？谁知道？谁都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各种不同的因果形成的锁链。我回来就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一辈子就在那儿了。

我在国外五年，中间不能回国，《人民日报》要半个月后才到，还不能全看到，所以对国内的政治运动完全不了解，一点准备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运动的训练。回来时正在大搞帮助党整风，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我是从苏联回来的，更应该积极。领导当然是动员我，我也觉得自己应该配合，表现积极进步，就写了一个大字报，提了五个内容，大概是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中层干部要揭发、工会要自下而上搞选举之类的，五点。大字报贴出来，开始学校还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就看作是向党进攻。

1957年定了我的右派。冤不冤不好说，又不光我一个人，全国有五十多万呢，多少人没活到摘帽的一天，多少人活到后来摘不摘帽都没意义了。我不算惨的。右派分六类，一二三类是极右，在校外劳动，四五六类在校内劳动，我是第五类，降一级，处理还算轻的。说起来，学校对我真的是比较从宽。划右派时还专门开会讨论，说我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我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没有任何仇恨，还是革命青年，是党派出国学习的，怎么也反动？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受了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就这么定的性。我一划右派，很快就离婚了。

两人的感情当然很好啦，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在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抬钢管过铁路，不知道怎么就是没听到声音，结果被火车撞了，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出事那地儿离门头沟还有两个钟头，马上拉到最近的门头沟医院，也来不及，就这样一条腿没了。很不错了，一条命是捡回来了。1/2。

江平／口述 
陈洁／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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