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金融体系：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金融体系的特点是：（1）通过资本管制，金融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2）严格的政府监管，（3）政府预算平衡，（4）家庭部门拥有巨额资金盈余，这为企业部门的巨额赤字提供了资金。企业无法从国外融资，在日本的外国投资很少，个人储蓄率居高不下。

在此期间的严格监管阻碍了金融机构自由地进入和退出，也阻碍了利率的自由浮动，但这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美国也有利率管制（如规定存款利率上限的Q条例），以及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限制规定（如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严格监管限制了竞争是全球的常态。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几乎所有的利率都受到政府的控制。除了短期拆借利率（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以外，其余利率均由大藏省银行厅通过指令设定。虽然日本央行设定了官方贴现率（即当时的政策利率），但众所周知，任何利率的变动都要得到大藏省的默许。日本央行根据其判断，在必要时对银行的贷款数量进行道义劝告，以限制信贷扩张。

监管还将金融业细分为几个领域。每个细分市场都应该由某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事实上相当于金融机构被禁止为其他市场提供服务。

例如，不允许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也不允许证券公司从事银行业务。即使在银行之间也存在区别：城市银行应该服务于城市地区的大型企业和储户，而地区性银行（或地方银行）专门服务于区域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企业和储户。甚至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机构（互助银行、信金中央金库和信用社），为各自社区的小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城市银行和地区性银行都是普通的商业银行，通过短期贷款为企业客户提供营运资金。

另一类银行称为长期信贷银行，专门通过长期贷款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资金，并通过中期银行债券为自己融资。银行被禁止从事金融证券（如债券和股票）交易的经纪业务或承销这些证券。这些业务只允许证券公司承接。分业原则如此普遍，以至于连保险业务都被分割成了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

监管总体上有利于银行，但是抑制了证券市场，致使银行主导了日本的金融体系。在1980年之前对企业施加的众多限制中，企业被要求按面值发行新股。由于股票的市场价格通常高于最初的面值，这意味着企业被迫以低价出售股票，这显然是抑制股票市场成长的一个重大障碍。

在债券发行方面也有类似的限制，例如，所有公司债券都必须有抵押品（实物资产）作为担保。这种抵押担保原则抬高了企业发行债券的成本，也拖累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上述所有规制导致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资金流动模式。家庭部门是主要的盈余部门，企业部门是主要的赤字部门。金融体系的核心作用是吸收家庭储蓄，并为企业创造信贷。政府部门和国际收支没有持续的盈余或赤字。

在此期间（即1975年前），政府预算基本平衡。这意味着日本的政府债券市场规模不大，因为政府的借款需求即使有也很小。经常账户（贸易账户加上在国外赚取的净收入）也基本平衡。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对固定汇率的承诺，使日本无法维持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才发现自己有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

这种资金流动模式，再加上无处不在的严厉监管，形成了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流动性存在失衡：城市银行不断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地区性银行借款。这反映了如下状况，即城市银行向大客户发放的贷款超过了它们吸收的存款，而地区性银行在各自地区持有的存款超过了它们发放的贷款。这是银行市场严格分割和利率监管产生的另一结果。

其次，在将家庭储蓄引向企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银行部门，而不是证券市场。人们普遍认为间接融资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监管阻碍证券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日本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将家庭储蓄引向企业的是银行部门。获得银行融资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许多企业都与银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一家企业通常只与唯一一家银行建立密切的业务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银行通常是企业最大的贷款人或最大的股东之一，或者两者兼是。这样的银行被称为主银行。

主银行与该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其提供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各种银行服务。作为回报，即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主银行也应继续为该企业融资。主银行可以派遣前雇员担任该企业董事，监督企业的财务状况，或者在企业陷入困境时引导其扭亏为盈。这种建立在银企密切关系基础上的企业融资制度被称为主银行制。

典型的银企关系在经连会或企业集团中的企业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如将在第9章讨论的那样，每个大型经连会都至少有一家主银行，成员企业与集团的金融机构关系密切。

然而，一家并非任何经连会核心成员的企业，通常也会与某一家银行有密切的联系，这使主银行制成为一个比经连会关系更为广泛的概念（就覆盖的企业而言）。在任何一个国家，一家企业与一家特定银行建立密切关系，这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