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很多人真诚地在问一个假问题，即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会不会卷土重来？很多人也貌似严肃地思考着一个荒诞的课题，即如何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根本沒有从历史浩劫中走出来。早已淡出政坛的于幼军曾经直言：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政治运动。“错误理论、荒唐实践”。“但我们对文革缺乏客观剖析，甚至连文革研究都沦为禁区”。

这些年，“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执政党和人民肌体”，“有人甚至将30年中国社会出现的政策失误或现实腐败、贫富问题，归结到改革开放上，认为原因是离开了阶级斗争的道路，更有甚者，认为中国需要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文革，更多人根本不知道文革为何物”。于幼军公开说过：“我是文革过来人，我有这个任务，总结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于幼军淡出政坛后本想从事文革历史研究，想让大家“自觉地拒绝文革、不让文革在新时代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

历时十年的浩劫，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罕见的大浩劫！如今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笔名西蒙·雷斯在其著作《中国的阴影》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文化与文明之美，却没有摧毁文化中应当被去除的东西——暴虐与专制。“文化大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

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采访时第一句话问：“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画相，是否继续挂下去？”第二句话问：“中国人总说，文化大革命是四人帮搞的，但在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邓小平还举了一个经典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当面指定为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赵健民当场抓起来，投入大牢。仅赵健民的一案就牵连了138万多人，打死了1万7千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93人，打残了9,661人。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前总编杨继绳曾撰文指出，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记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2,144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1亿2,500万人受到牵连、影响；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

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宛，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流，都是因为在文革时期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最终选择了自杀。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这位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革命作家，这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革命作家，也在1966年8月24日深夜于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按照中共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决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这份政治文件反映出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毛泽东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通过这份决议，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然而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高层越来越不愿意提及这份历史决议，尤其是1990年以后，党史宣传中刻意回避这段不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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