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逃港，杨继绳是这么写的：

1978 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 1962年，那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引致的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

据宝安县反映，1978 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全县共外逃 1.38万人，逃出 7037 人。其中 8 月份以后外逃的 1 万多人，逃出 5400 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 121 人，党员 29 人，团员 161 人。这一年，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 4.6 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 2500 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 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 400 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

“梧桐山海拔 998 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中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自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 60 页)

1978 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政府向人们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 1978 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 2000 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 3000 元港币。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

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 100 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 30 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萧全珍 7 月份收到了 9000 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 月 10 日用 4500 元买了 450 公斤粮食，33.5 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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