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让公司离开中国婴幼儿奶粉批发零售行业至今刚好五年，算是到了商业机密解禁期了吧。
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十五年，婴幼儿配方奶粉在我们公司营收比例中是大类中排名第一的。
在中国，连当着买家做的产品都可以弄虚作假，比如“现榨芝麻油”，何况预包装产品。
有一支在国内知名度颇高的羊奶粉，商家订货会上批发价大约六十块一听，市场零售价328。这六十块的进货价，包含了厂家生产成本、宣传成本、厂家利润，以及省级代理商运营成本、销售利润，其中还剩下多少是商品品质？后来一次偶然机会，我在一个茶楼包间老朋友打麻将的时候，包间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陕西电视台的新闻，讲述的就是这个品牌的奶粉是在西安一所民宅中，用其它品牌的过期牛羊奶粉翻罐“生产”出来的。现场脏乱得让人惊悚。
蒙牛老总所言“中国婴儿奶粉标准是全球最高的”，此言非虚。然而“标准”与“执行标准”之间，其实就是“选择性执法与寻租权力”的生存空间。执法部门如果要来打击报复或者勒索商家，他们就能搬出那“全球最高”的标准。而当对公职部门利益输送到位以后，最烂的三聚氰胺奶粉和大头奶粉也能畅通无阻。这就是中国，那里的确拥有最严苛和完善的法律条款，然而那里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说到奶粉，我突然想起我生命轨迹中的一个蝴蝶效应。
2012年，恰好是我的一位奶粉供应商邀请“优秀分销商澳新11日游”，让我有机会第一次走出国门，亲身体验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文明特质，让我对曾经接受的教育和宣传产生了不可遏制的质疑。也导致了我2016年下决心带全家一起去到了新西兰……
那位供应商叫熊智，后来因为商业纠纷被投入监牢。行业内人士都清楚，那是一次典型的“官方与商业竞争对头联手吃大户”的冤案。尽管熊智的溃败让我损失了十几万人民币（来自熊智公司的货被禁止销售），但我仍感激他当初邀请我走出国门，探寻未知世界。从而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让我们今日能阻绝中共的洗脑和蒙蔽、迫害，沐浴现代文明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