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政策是53年10月正式推出的，因为之前政府出售的粮食远远多于征购的，所以到了54年政府强行征购量，在往年基础上一下子提高了70%，因为那几年农民也刚吃饱饭，并没有太多余粮卖给政府，强征后引起农民怨声载道。

但往后的年月里，中共并未因农民的不满而减少征购，反而每年征购量都比往年有所提高。到了55年，计划征购总量又比54年提高了很多，当然征购过程中的暴力程度也在往年的基础上了一个台阶。山东、浙江、河南、陕西、广西等地都普遍出现了暴力征购和死人的事情。

为了震慑农民的反抗，政府直接将反抗强征行为定性为“反革命”行为，有些人被刑讯逼供，有些人直接被处决，更多不敢反抗的人被活活饿死。

当时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从55年持续到57年，后来广西的各级官员，从省到专再到县，涉及饿死人的地区官员都被处理了。

怎么处理的呢？省长省委书记调离广西，专属、县委书记记过处分或留党察看。最重的处罚就是开除党籍，还是因为说了饿死人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

饿死了那么多人，整个官员系统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处罚。像不像2020年的武汉，也是从上到下隐瞒疫情，后来不得不承认疫情扩散又导致医疗系统被挤兑，多少市民因为无法及时就诊而丧命！刚开始时医生连最近本的防护物资都没有，市民买菜都买不到，湖北省长面对镜头却公开超市：武汉物资充足。当时感染新冠死了那么多人，因为医院管制引发的次生灾害又死了无数人，可是从武汉F4到武汉卫健委再到蔡莉，没有一个被追责。

当然，55年广西大面积饿死人，根子在统购统销政策上，20年的武汉疫情又何尝不是呢？！几十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中共的执政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广西至少还装装样子，出个调查报告和处罚意见，到了20年，中共连样子都懒得做。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在贫穷年代，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基本的伦理道德也是一致的。但改开以后，贫富差距开始扩大，尤其是土地财政的这些年，贫富差距异常悬殊，随之而来的道德观念也呈现多样性，有些原来很难扭转的道德判断，在技术的加持下有了可能，甚至可以颠倒过来，然后就有了武汉丧事喜办的庆功会，就有了对中国防疫措施的赞美与歌颂，也就有了对西方死了几百万的疯狂抨击，真是把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奥威尔写的不是小说，原来真的可以这样！人的观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权力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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