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轻的张爱玲颇受当局礼遇，曾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穿着旗袍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被安排下乡参加土改体验生活。但是，先知先觉的她于1952年7月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赴港，随后迁居美国。
当年的张爱玲显然精心计划，侥幸逃离。她后来多次 仔细回忆这段经历。例如，过了罗湖桥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脚夫还认为还不够安全，撒腿飞奔，穿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关于她的去国，流传最广的理由来自她的弟弟张子静的晚年回忆：1951年春两人最后一次会面，张子静问及姐姐日后打算，她回应：“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秧歌》无疑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小说，也更加直截了当地讲出了张爱玲的政治观点。
在台湾皇冠版的《秧歌》扉页上，印着胡适的手迹：“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读过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都是被安排去农村体验生活，别的同时代作家写出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金光大道》等歌功颂德作品，张爱玲则看见了农民的饥饿，看见了政权的实质以及未来的走势，并着手从《人民文学》、《解放日报》以及口头传说中搜集素材，构思“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秧歌》不仅讲述了一个政权制造的饥饿和迫害等人权灾难，还揭露了这个政权怎样看待底层的苦难，怎样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毫无疑问，张爱玲写出了中国版的《1984》。
张爱玲在小说中讲述了饥饿的感受：“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著他，钝刀钝锯磨著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
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写道，饥饿是不能讲出来的。“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说乡下人都在饿肚子，这话是对谁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当作‘国特造谣’给逮了去”。
新年到了，农民被组织起来。他们饿着肚子，跳着秧歌。“呛呛凄呛呛！呛呛凄呛呛！”——小说结束了，但鼓乐声显然一直响到今天。

图：张爱玲1946年在香港的照相馆拍摄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