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名远播，但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点点说：

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 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杀。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49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49年以后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制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49年以后郭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　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郭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罗点点《点点记忆》
--《当代》1998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