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有意识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903年前后持续数年的拒俄运动。这次运动尤其突出的是“军国民思想”，或者称之为“军国民运动也未尝不可。相比之下，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农民暴乱。军国民运动最大的特点不止是反俄，还有主动学习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接受西化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有意识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903年前后持续数年的拒俄运动。这次运动尤其突出的是“军国民思想”，或者称之为“军国民运动也未尝不可。相比之下，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农民暴乱。

军国民运动最大的特点不止是反俄，还有主动学习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接受西化的。

也有人认为，公车上书才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开端。但即使公车上书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这次运动也不是排外的，而是接受西化的。这体现在维新变法中：变法自强才是首要目标。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接受西化。因为在当时西化就是现代化的代称，所谓西化准确地说是西欧化。

军国民运动也一样：其运动目标是抵御外辱，但不是说要关起门来抵御外辱，而是主动西化、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这反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开放思想。

孙文在1905年以后开始提三民主义，是对清末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是不同于军国民主义的。但是与军国民主义相同的地方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想都不排斥西化，即使是要抵御外辱的。

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来以前，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仍然具有这种特点：一边接受西化，一边反对帝国主义。

等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鼓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开始认为现代化道路不止是西欧化，也可以是俄化。

在认同俄化这一批左翼知识分子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开始结合发酵。在继续支持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里，虽然也批评帝国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动接受西化和推动现代化，其仇恨西方色彩极低。虽然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但仍不妨碍两个阵营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这时候两种民族主义已开始分道扬镳了。

中华民国早期开始推崇的“国耻文化”，与其说是仇外的，不如说是追求自勉自强的。不仅北洋政府会用国耻来激励人心，国民党也一样宣扬国耻文化。但我们同时也要看见事情的另一面：推崇国耻文化争主权的性质要远大于仇视西化的性质。

孙文晚年有联俄反帝倾向，这种主张与其说是排斥西化，崇尚俄化，不如说是借力打力搞大国均势。

以原先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虽然批评西化，但也在接受西化。章炳麟和刘师培还利用“西来说”（Sino-Babylonianism）解释中华文明的演化。韩子奇教授甚至说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鼓吹西来说，反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接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文化心理障碍。这与我们通常把国粹派当成极端排斥西化的看法恰恰相反。

真正排斥西化、崇尚俄化的是早期马列主义分子和后来的中共。即便如此，中共抗战期间也并不排斥跟美国合作。但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抵制西化的，这个特点在第二次内战结束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

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前是比较典型的左翼民族主义，这时候民族主义是中共用于笼络人心的工具；但建立政权之后，就立刻丢掉民族主义，推行全面苏联化。因为这时候民族主义反而不利于中国人克服文化心理障碍全盘接受苏联化社会模式。这时候中共调整策略转而打击民族主义，乃至摧毁中古文化。

等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代，但是等民族主义烧成野火还是1994年以后，这时候民族主义又复活了中共早期的特点：亲俄、用马列毛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仇视西方、用民族主义来鼓动社会仇恨。可谓是三管齐下。

在这种情况下，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新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接近中共早期的民族主义，与清末民初接受西化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