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吃人”和“不吃人”的分歧角度看二战以后的和平秩序，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正如这份新鲜出炉的联合声明所说，美澳印日等现代国家想要携手并肩建构和维护的，正是“国不吃国”的规则。
这就是政治现代化。
人类本来是很难和平共处的，所有社会性动物都有其种群容量极限，哪怕蜂群蚁群也不能无限扩容。
人类社群的极限在“邓巴数”上，那是我们的大脑能维系的人际关系数量上限。
但今天的人类社群规模早已远远超过邓巴数，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时刻生活在“陌生人”中间，生活在自己没有把握相信其善意的人中间。
而人，作为高踞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猎手，一直都是会吃人的。
如果你曾仔细观察至今仍然延续远古生活方式的原始部落，你不难发现这些部落的人数规模也相当有限。
因为超越邓巴数，超越大脑的生理限制，构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和平，从而维系较大的族群规模，是一种“技术”能力。
只有智慧较高、能力较强的人群，才能通过创造一个共有的故事，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让部落有机会壮大为民族，将人与人之间无法避免的利益冲突导向理性协商而不是暴力砍杀，让社群规模有可能逐渐增大。
和平是一种能力。
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俗称为“情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除了情商之外，我们还需要工具——从法律、契约、交通规则到企业之间的合同、记帐，每一种社科工具的功能都指向让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让互相砍杀成为非必要，也让因担忧对方会“先下手为强”而主动出击成为非必要。
和平是一种能力，一种化解人与人之间必然出现的信任危机的能力，一种通过种种办法让每个人都能够信任陌生人，也能作为陌生人得到信任的能力。
一种化解普通人在面对陌生人或面对冲突场景时因本能的安全焦虑涌现的“战或逃”冲动，把沟通继续下去，把协商继续下去，最终达成合作或妥协的能力。
这是一种属于社群的能力，它以规则环境的形式呈现，其存在有赖于每个成员的参与和维护。
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在二战结束前的漫长年月里，曾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
在二战结束前，人们习惯了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征战，族与族之间的世仇，看到绵延数百年的相互攻伐，看到已熄灭的战火随时会因君王一时兴起而重燃。
但国际秩序居然在二战之后改变了。
被改变的首先是国家。
民主化浪潮改变了许多国家的政权性质，技术革命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式，创造并保持了繁荣预期，因此，这些国家在战争领域的行为模式不再一如旧时。
“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逐渐在国际舞台上退居二线，财富创造者和伤害输出者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弱之势逐渐逆转。昔日以输出伤害为壮大自身不二法门的强国，其强者地位逐渐被通过维系国内民众的和平共处协调协作增强了财富创造能力，并因此壮大了自身的国家取代。
昔日的伤害输出国走向衰落，它们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模式已不再有足够的实力作支撑，他们已无法继续主导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
因此，和平到来了。
凶手倒下了，吃人者倒下了，凶手和吃人者能从恶行中获利的环境改变了，那个旧时代终于结束了。于是和平到来了。
“人不吃人”、“国不吃国”的可能性于斯真实浮现。
政治的现代化，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它的实现，需要以国际社会每个成员在和平能力上的提升为基础。
每个国家都需要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成为在国际社会里能与别国和平共处的存在，成为发生国与国利益冲突时能选择理性协商而不是兵戎相见的现代国家。
成为能支撑其他国家和平预期的存在。
这就是在国际社会里维系长久和平的现实基础。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将二战以来和平秩序永久化的前提，也是已经完成现代化，迫切需要维系和平秩序以维系自身经济活动不受干扰的先发列国的战略利益所在。
而为了促成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解构它们维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精神基础，解构统治者至今仍然坚持向民众向孩子灌输的“吃人故事”，粉碎将信徒们引向杀戮尤其是针对妇孺弱者的杀戮的帝国叙事、仇恨教育，是必须的。
和平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从个体层面到国家层面，从裹挟着自己的吃人故事中走出来，从历史的恶梦中走出来，走进一个“人不吃人”、“国不吃国”新世界的能力。
你们注意过俄罗斯将自己侵略行为合理化的那套说辞吗？
普京声称北约东扩侵占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俄罗斯需要“先下手为强”。
他显然在坚持俄罗斯的帝国叙事，坚持“国必吃国”的世界观，他不相信任何一个的能力“吃”掉他的国家会忍得住不对他下嘴，只因将心比心，只要他有能力，他自己一定会发动侵略。
普京一直在通过向民众灌输“吃人故事”，强调“国吃国”的必然性，来强调其侵略举动的合理性。
他用来控制俄罗斯民众的工具是什么？
是匮乏预期，也是与和平预期功效恰好相反的战争预期。
这是一切的根源。
现代的暴君，都在用吃人故事裹挟民众，通过裹挟民众，制造愚昧，他们才能将战争、匮乏、苦难化为现实。
把如山白骨，砌成他们权力宝座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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