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温饱有余　“解放后”挨饿受冻
一九七四年夏天，几位新华社记者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他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这些要饭的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记者到原《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 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值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一九八○年，四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延安，要饭人数减少，仍然遇到八个要饭的。记者认为，这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延安要饭的人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到兴奋。记者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记者瞭解到，北部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记者采访了王家湾，这里曾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一九四七年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居住的地方，共住五十八天。

记者采访了当年接待过毛泽东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高家正吃午饭，小孩吃面疙瘩汤，大人吃糠拌苦菜。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几乎再无余粮。高文秀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记者感歎，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凉，他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高文秀说，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但是，高回忆起，一九四七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当时部队来了三百来人，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时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土豆还不算在内，醃的酸菜，晒的乾瓜片、乾红豆角也吃不完。高文秀的回忆与对比，显然说明“解放前”比“解放后”强得多。那么，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农民闹革命，究竟是为的什么呢？中共怎样解释这场革命给延安革命根据地带来的苦难呢？

---松柏道士：“解放后”延安苦难与毛泽东不回延安——读三篇有关延安文章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