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布罗茨基——已故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被誉为“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和谈话。例如他那句话“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冷峻深刻，令人过目不忘。

同是天涯流亡人，我自然很关心布罗茨基是怎样看待他的流亡的。

1972年，32岁的布罗茨基被苏共当局驱除出境，流放到西方。一般人都不假思索地以为，在自由的西方，布罗茨基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或者说他的生活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可是，布罗茨基来到西方后却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这话讲得如此尖锐，无怪乎让他的访谈者、音乐家兼文化学家所罗门·沃尔采夫感到如同针刺，十分不解，十分难忘。

布罗茨基的解释很简单。布罗茨基说：“要知道，无论是我们的信念还是我们的原则，当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

沃尔采夫问：“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在您来到纽约之后，恰恰相反，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个新起点的可能性？”

布罗茨基答：“的确没有过。对于我来说，总的说来，并没有过这样一种起点的感觉。”

布罗茨基在纽约生活多年，住在一个优雅的街区，和周围的人都很熟识。在外人眼中，布罗茨基在纽约的生活应该是非常舒适的，至少要比起在苏联的时候更有预见性更为稳定。

但布罗茨基本人的感受却不是这样。布罗茨基强调，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外在的生活。另外，他在内心上并不依赖于他在街道、地铁、大学等地所遭遇的一切。这就是说，布罗茨基不觉得美国社会对他有多大关系或影响，他并没有融入美国，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原来在苏联的生活就是内在的生活，缺少外在的生活。因为他和苏联社会格格不入。他从来就没有融入过苏联的生活，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在美国的生活呢？按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酷爱自由的布罗茨基来到美国会不会有回家的感觉，会不会和美国水乳交融？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布罗茨基说，“在这里，在西方，这种内在生活的程度还超过了在苏联的时候”。布罗茨基解释道：“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毕竟有些陌生。”注意，布罗茨基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按说早就熟悉了，但他仍然感到陌生。这是一种奇特的陌生——熟悉的陌生。就像几年前有人问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习惯了吧？”我说：“还是不习惯，不过也习惯了——习惯了不习惯。”

布罗茨基说，从他这一方面来说，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反应。在外人看来甚至是自我封闭。但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某种单调。

我们知道，一个专心致志于某一件事的人，也就是一个对其他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人。布罗茨基被流放到西方时已经32岁了。布罗茨基已经是布罗茨基了。他已经是俄语诗人，以后当然还是俄语诗人。因此对于他，流放西方只好比搬了个家。他没有、也不打算、或许也不可能融入西方，过另一种生活，他还是像原来一样地生活——主要是写作，继续当他的俄语诗人，用俄文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向布罗茨基提到了另外三个移居美国的俄国文化名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家纳博科夫和舞蹈家巴兰钦。这三个人从前都是俄国彼得堡人，都是彼得堡现代主义外国分支的代表；在西方，他们成了世界主义者，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实现了由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转变。

布罗茨基对这种人不大以为然，至少他认为他自己不属于这一类。在西方，他仍然坚持俄文写作，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问：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会有什么感觉呢？布罗茨基答：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引用托马斯·曼移居美国说过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当然，布罗茨基也承认，散文和诗歌不大一样，写诗更需要某种语言环境。布罗茨基的英文很不错。他能用英文写作，写优美的散文，他的英文散文之优美，连英美的作家也赞赏不已。但是布罗茨基不能用英文写诗。他的诗都是用俄文写成的，他只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一首英文诗——而这首唯一的英文诗也是从俄文翻译的，译者就是他自己。

“可是要知道，”沃尔科夫提醒道，“散文和诗歌之间毕竟存在某种差异。”布罗茨基承认，诗歌方面的事情当然要更复杂一些。为了能写出诗来，就需要在语言的习惯中持续不断地熬煮。也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谛听这些习语。也就是说，写诗更需要语言环境。

沃尔科夫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沃尔科夫问：“在西方，（当人们谈到）俄罗斯的诗歌，这首先就是指20世纪的诗歌，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俄罗斯小说的了解却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作家们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呢？”

布罗茨基用美学解释前者，用社会学解释后者。

布罗茨基说，19世纪的俄罗斯诗歌有自然的韵律，翻成英文时要保留这些韵律，这就让当代的英文读者不喜欢。20世纪的英文诗歌主要是无韵诗，把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翻成英文也使用无韵诗，因此可以比较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信息，更容易被英文读者理解和接受。

至于小说，布罗茨基认为，要想读一部小说，应该多多少少能够想象出它背后的现实。20世纪的西方和十月革命前（19世纪）的俄国差不多，都是资本主义。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和两难选择，就是他自身的处境和两难选择，他能够辨认出这些东西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流行的原因。可是，20世纪的俄国（指苏联）和西方大不相同。一般西方人对苏联的历史缺乏了解，他们必须紧张地思考才能接受反映那一现实的小说，而这可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做得到的。

正像一般西方人读不懂20世纪的俄国小说，他们也读不懂当代中国的小说。很多优秀的当代中国小说，虽然翻译成了西文，但在西方却没有多少读者。据说，那位写下剖析极权主义的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波普，一次收到一位美国青年的来信，表示对其理念的热烈认同。波普觉得很奇怪：极权主义这种怪物，在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除了极少数专家学者，一般人根本弄不懂，怎么会有一个美国小伙子成了他的知音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美国青年来自共产国家匈牙利——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融家索罗斯。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的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因此，他在别处——这里（指美国）——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布罗茨基至死都不回他的故国，哪怕仅仅是观光访问。这一点倒确实很奇特。当然，作为一个俄语诗人，他的俄语诗歌能回到俄罗斯，那已经很好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0期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