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长期以来对所谓的”境外势力”严防死守，是因为中共深知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离不开”境外势力”的渗透和影响，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无论是孙中山主导的反清大业还是中共自诩的建党大业，都是”境外势力”力挺并提供金钱援助的产物，中共津津乐道的”一带一路”和对外国留学生提供的超国民待遇和金钱资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扮演”境外势力”的角色，为未来培养代理人，为颠覆改变国际秩序乃至地缘政治格局做充分的人才储备。

中共建政之后特別是与苏联闹翻之后，极力掩饰初期的党建活动经费全部来自苏联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事实。1920年4月，由沃伊金斯基率领的共产国际小组抵达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经验。随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刊物，其经费全部来自共产国际。

沃伊金斯基在中国使用的化名叫吴廷康，他在20年代参加了中共多次党代会，直到1927年才返回苏联。在中共早期建党活动中发挥关键影响的另外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分别是马林和涅伊曼。他们是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但与沃伊金斯基5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的善终结局不同，荷兰共产党出身的马林1942年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被杀，涅伊曼在1938年的斯大林大清洗中被指控是托派成员遭处决。

中共建党初期的经费主要来自于苏联。党史专家杨奎松在莫斯科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之后，写了《解密：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来源》一文，对1920年代历年经费的数量、用途做了详细披露，结论是：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

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很大，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派一名可靠的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军队。

抗战时期，苏联的援助更是中共重要的经费来源。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详细介绍：在1934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停止过一段时期，到1936年又恢复小额经费援助，1937年11月以后则是大额经费援助，如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

在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1945年，苏联红军将占领的东北移交给中共军队。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没有境外势力的援助，就没有中共的成长壮大，更没有中共后来夺取政权统治中国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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